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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白天我们必须留在住处等待校友来访，或出去拜访乡贤，晚上则忙着四处打电话，找寻校友。通过校友间相互转告和提供线索，仅仅几天的时间，我们竟联络到七十几位校友，还召开了一次聚会，成立一中香港校友联络组。虽然这次香港之旅筹集到的资金有限，但沟通了与海外乡贤，校友之间的感情，打开了一条通道，为母校后来与海外校友的联络奠定了基础。在港几天，我没有一日专门出去游玩逛街，许多著名的景区胜地，抽不出时间去看一看。按说机会难得，当时又有不少干部借公务外出旅游，或兼而有之。我却是想办一件事，就首先要把它办好，办出成效来，无暇再顾及别的，更不会舍此求私，这种傻劲恐怕一辈子也改不掉。
香港之行在当时全校师生和校友中影响非常大。学校认为需要我这样一个人。我也觉得找到用武之地，便到县教育局撤回“退休申请书”，同时要求调到一中办公室搞校友工作。调动手续很顺利就办成。我再次进入母校，这次的身份已是教师了。
七十五周年校庆在全校师生共同努力，广大校友热心参与，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获得圆满成功。特别要提到新加坡螺城公会的侨胞们。那时离庆典的时间只剩一个月，我决定给那里的校友和著名乡贤发去请谏，目的仅仅想扩大海外影响，让他们了解一中。想不到他们接到请谏后会在最快的时间内召集公会成员通报这件事，并委托一人在庆典当天千里迢迢送来二十多人的贺仪。完全出我意料之外。海外侨胞对家乡教育的重视和热心支持可见一斑。此外还要感谢各届组的校友联络员。他们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帮助联系众多校友，提供多种信息，搜集相关资料，为母校集资办学牵线搭桥。这正是“有力出力”，“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仅仅做了该做的，而且都是事前幕后的，到了庆典那一天，该是学校领导去唱主角，我只是当中普通的一员。
校庆过后的善后工作仍由我来处理。凡校庆期间发来贺电、贺信、贺词、诗书画墨宝、礼品、贺仪等等，所有表示祝贺的单位、个人和寄送成果资料的校友，都得一一答谢，不能有任何疵漏。对校友的每一个细小的礼节，都会给他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在日常工作中校友是我的服务对象，联络和接待是主要事项。只要有地址，我会把每期《校友报》都寄到校友手上。外省市难得回乡一趟的校友，视《校友报》如家书一般珍贵，他们接到后大部分回信表示感激，说是没有一份报纸能如此令他们心醉，有的还索要以前没有看到的《校友报》。对每封来信我会一一回复，不敢有丝毫怠慢。每逢新年，我要替学校给校友们寄去贺年卡，这都是一根根丝线牵连着母校与校友的情谊，加深了校友对母校的爱戴和感激。许多远道回乡的校友，都想到母校来走一走，看看母校的变化。应该说较有名望的校友，学校会主动邀请或由校友带进来，领导出面会客作陪。有突出贡献、影响较大的校友，事前要作好安排，挂上迎接的布条，贴上欢迎的标语。一般的校友他们不敢惊动学校，总是悄悄地来，静静地走。其实只要有人告之一声，我总是不论职位高低，福贵贫贱，一概热情接待。校友们能来学校走走，是对母校怀有深情。我求之不得，感激不尽。说明我的工作做得好，除非特殊情况，我也不去惊动领导，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事要忙。
校友工作不象上课那样，天天都有事。学校的主要任务仍是教育教学。所以校庆过后有时遇到上级临时来学校抽调下乡人员去搞义务教育，搞计划生育之类的工作，我会成为“多余”人员被派去充数。
转眼到了1995年，学校开始筹备八十周年校庆，我的工作又忙碌起来。这一次的筹备工作做得早，时间较充裕，我也比较有经验。最令我自豪的是到北京、上海去组建一中校友分会。事前学校领导持反对态度，认为北京地面大，校友分散，几乎都在政府机关和科研单位上班，工作繁忙，对组织校友会未必感兴趣。但我心里有数，这几年在与校友的联系和接触中，我深信校友不论职位多高，工作多忙，他们对母校的热爱和忠诚是永远不会变的。甚至可以说，职位越高，成绩越大，对母校的感情越强烈。如果没有这点素质，恐怕他们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在我的坚持下，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以办事的准确性、周密性，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四月中旬，我和会长两人乘火车到达北京。一位厅级干部的校友深夜驱车赶到站台来接我们，还非得亲自为我们提取行李不可。一时竟让我感到一种被人尊敬的高贵，但我心里明白自己的分量，他其实是在感激母校培育之恩，同时坚持他为人谦虚的礼节。北京的校友已为我们做好了一切。他们相互转告，接下来的几天，不断有校友来看望我们，有的从老远的郊区赶来，光乘公共汽车要花两个多小时；有的刚从外地出差回家，听说母校来人了，顾不上休息就跑来。校友们象对待久盼的亲人，热情接待，关怀备至，令我感动不已，不少人过去都在与母校的通信中与我认识，这次见面格外高兴。经过大家友好协商，一致同意成立一中北京校友分会。
会议当天，除掉因公外出，或一时联系不上，凡知道的校友都出席了。他们当中有厅部级干部，有教授专家，有离退休干部，也有年轻“北漂”一族的。许多校友虽长期住在京城，但彼此不通信息，从未谋面，几十年后突然相会，相貌虽然陌生，心灵却相通，一说出名字，那惊讶、感叹、热烈的场面，使会场几度“大乱”。大家一下回归到学生时代的顽皮场面，彼此“挖苦”，“揭底”，“喜笑怒骂”互相叫着小名，象一群天真活泼的“老顽童”，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欣慰。虽然他们对我敬重有加，我愧对难当，不光是因为自己职低位卑，还因为他们大多是我的老前辈、老学兄，和他们比起来自己毫无建树。我知道，他们其实是在敬重母校，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激之情，我不够是提供了这种机会，满足了他们的愿望，造就了这样的情景。我是有幸得到母校的泽惠，借着她的光彩来照亮别人。
在京期间，我又赶快通过电话与上海校友作好联络，定好时间，地点，他们发出通知。所以我们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就召集了会议，成立了上海校友分会。上海分会的成立，同样令校友们兴奋异常，激动非凡，我就不再细述。
1996年八十周年校庆开得轰轰烈烈，母校在社会上的威望和影响进一步提高和扩大。我所做的一切结出了成果。我感到心满意足，别人是否肯定我的成绩，我无所谓。但是有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又不得不说，这不光是我个人名誉权利受到伤害，更多表露一种腐朽思想还在一小撮人头脑里生根作怪。
1995年科学楼作为八十周年校庆的献礼，开始动工兴建，由谁题写楼名，难倒了校长。我提议请科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卢嘉锡教授题写。我有“渠道”可以通到那里，我的一位同学黄锦顺是卢教授的得意门生，后来又接替他任物构所所长，同卢教授的关系不同一般，七十五周年校庆时我的同学曾请卢教授为母校题过词。我们俩又是好朋友，当年在学习上是你追我赶，不相上下。他勤奋、诚实，得到大家的器重。他对我同样尊重。每次我到福州出差，只要电话打过去，他就专车开到旅社看望我，却不愿让我上门去拜访他。题写楼名一事，经联系，他满口答应帮忙。1996年农历正月初三，他打电话给我，说卢副委员长回福州过年，初五就要上京开会，时间很紧，叫我赶快去一趟福州。我转告学校领导，初四一早赶到福州。在黄所长带领下，我们拜访了卢副委员长。卢副委员长慈祥可亲，平易近人。而我这人喜欢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