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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贩了一些糕饼作茶点。过往的客人大概不再生疑，到我这里歇脚喝茶的人渐渐多起来。生意似乎有了起色。一天纯收入近一元钱，最好的大热天可得两元多，比起出工挣工分强多了。收入的大部分是作为我治病的费用。那些日子几乎过着叫化子的生活，许多认识我和美娟的人知道了都在议论。蹲在公路边，时不时会遇见一些亲戚朋友、同学熟人。他们有的站住了脚，说几句同情的话，却不肯喝碗茶水就走了；有的喝一碗的同时，又叫我把生意做“大”一点，似乎我这辈子注定要当小贩；也有的假装没看见，急匆匆头也不敢抬一抬就从另一边想溜过去，大概是怕我难为情吧！倒是有时我旧情难忘，把他叫住，叙些别后的话，他却始终不敢正眼看我。想来，他心理上的承受力比我本人还差。只有当地的社员对我表示赞许和欢迎。他们会利用田间休息的时候到我这里来，把锄头往地上一裁，就安然地坐在锄柄上聊天，有的掏出旱烟杆，在我旁边默默地吸着，那专注的神情，象一尊永恒的雕像。我身上立即感到一股暖流。我明白，他们正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表示对我的支持，比任何华丽的语言更珍贵。他们是在理解我，而不是可怜我，是赞美而不是鄙夷。从他们的永恒中我看到了深沉的爱和思考，体会到世界上最真实纯朴的情感是什么。
美娟精神上的压力比我要大。有时我身体支持不住，她只好自己去卖茶水，因为做生意不能歇着。她便一头茶水，一头吃奶的孩子，挑到村口的公路边，简直跟流浪的乞丐婆无异。有一次，她的一位同学看见了，竟大惊失色地喊叫起来，“娟！你怎么落到这地步，出来卖茶水了？你丈夫呢？”当美娟转告我的时候，她并不为自己的命运感到难过。患难夫妻无暇，也不必表达彼此的情感，这淡淡的叙述就是最恩爱的语言。我得到极大的欣慰，可我心里总感到愧疚，我太无能了，对不起美娟，对不起两个孩子。
那期间，我又不得不把多年收藏的邮票卖了。破“四旧”时母亲和表弟烧去的仅仅是旧中国时期的邮票，还留着解放区和新中国的邮票，以及一些外国邮票，总计数千枚。一位退休老医生得知我的不幸，通过朋友的介绍，特地从外县跑来找我，提出要买我的邮票，请我出个价。我知道，为了这些邮票，我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为了这些邮票，我被打成“里通外国反革命分子”；为了这些邮票，我沦落到如此地步，以至许多亲友都对我说，“不要再集邮了！”好象这是一种犯罪行为，应该彻底悔过自新。我也当真死了心，对邮票望而生畏，连举手可得的邮票也不敢去要，象一位被人抓住过的小偷，再不敢去触摸别人的东西。
我苦笑着对老医生说：“世界上所有的邮票都在目录上定了价，唯独我的邮票是任何一种邮票目录无法定价的，我为它付出的代价和蒙受的苦楚，已远远超出邮票本身的价值。正如一个人的良心是无法定价，也不出卖一样，我只能使你失望了。”可是他仍一次次登门恳求，每次都带来不少礼物。我只好每次都让他带走一部分邮票作为回报。最后我被感动了，这是个懂得珍惜邮票的人，应该帮助娱乐他的晚年。我决定割爱，并非我更爱的是钱，尤如贫穷人家不得不将亲生儿女出卖一样，是因为养不起。这位老医生只能帮助我解决一点困难，他是无法帮助我解除所有的困苦。我也仅在希望我的邮票还能传递一点友谊。那些邮票若放到现在，可能价值不菲，我不后悔。但听说后来老医生得癌症去逝，那些邮票却被他的一位亲人带到香港去卖掉，连同我的友谊也被出卖了，那才令人遗憾。
八月份我的病好多了，虽然还不能长距离步行，却能骑自行车。我就把“茶水生意”交给美娟经营，自己将一辆自行车整修一番，换上大号辐条和一个能载客的大后架，准备上公路搞运输。后来居然也载过几趟客人。可是有一天，半路上竟跳出两个汉子，强行拦截我的车子，问我“干什么？”我反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其中一个亮出一块红臂章，说他们是有组织的自行车运输工人，禁止没有营业执照的人与他们抢生意。说完便蛮不讲理地把我的顾客夺走，一点工钱也不算给我。真是岂有此理，连这种卖力气的营生也不自由，我这才深深感到，世道实在太艰难。
愤愤之下，我决定返回城里去，找当时那些当官的要饭吃。听说上面已有新的政策，准备有条件地“回收”“文革”中被“退职下放”的人员。既然是他们把我的“饭碗”拿走，就必须再归还给我。
个人的遭遇算不了什么，而且个人的灾难往往连着全国性的悲剧。我仅仅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我终于走过来，感到庆幸和自豪，一点也不怨恨，因为我仍活得好好的。我只是不明白，当年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难道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才把广大青年学生和城镇居民当成政治舞台上的道具，随意搬进搬出，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按别人安排好的路子走去。对政治家来说，这也许是一步“好棋”，是疏导“人患”的最好办法。但人民的疾苦该如何解释。
五、为了生存的权利
回到城里，我开始写申诉书，要求被“回收”。可是一份份寄出去，结果都如泥牛入海，连个水泡也没见着。向书本索取，我会乐此不疲，向那些当官的求情，往往还没有开口就畏惧万分。但迫于生活，我还是鼓起勇气一次次走进县革委会大门，去向那些有关的头头反映情况。县里的几位主任，直属部门的组长都找遍了，有时为了追寻一位“关键人物”，不顾路途遥遥，三番五次跑到乡下他的家里去找他，遍尝了他们各种各样的权势。虽是屡屡受挫，却也不断增添了自己的胆量，看出那些当政者的水平也不够如此。他们有的爱理不理的，只会滥发阴威，或敷衍搪塞；有的态度和言辞十分可笑，令人奇怪他们何以能当官。其实若将他们的外表剥去，只剩一付赤裸的身躯，和自己也仅有胖瘦之分，其灵魂没有多少是干净的。
希望在一次次碰撞中熄灭，这世上还有没有一个能讲理的地方？当初把人“辞退下放”，可没有这么多“考虑”和“研究”，也没有那么多“关卡”相互制约。一到谈“回收”，却忽然冒出许多“严肃”来。后来还是多亏一位在县革委会主管部门当官的同学帮了忙。他想办法绕过那位“强硬”人物，拿到同意把我“回收”的批复，我才于1971年9月18日比其他人早一步“回收”进来，这也算是一种幸运吧！
“回收”后，我被分配到另一个公社的中心学校任教。此时既不象刚入伍时那样感到陌生和快活，也不象经过休假又重返岗位时那样轻松和奋发。而是在颠簸了十四个月的苦难日子，在将要灭顶的时候，被救上岸来，一种极度的庆幸和宽慰体现在心里。但是这种感觉不会持久，很快就发现自己已失去许多，而这一切原本都是不该发生的。
亲戚朋友都为我高兴，纷纷祝贺我重返工作，视为天大的喜事，有的路上遇见，就好心地告诫：“今后要好好吸收教训。”这叫我感到茫然不解。我没有干错事，没有贪污腐化，盗窃营私，也没有消极怠工，为非作歹，这“教训”从何而来，只有去问那些把我“下放”的当官们。如果说我本人有什么觉悟的话，那就是不能太老实，让别人以为是好欺侮的，此外，一定要有坚强的信念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一点尤其对美娟来说，“教训”特别大。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回收”等于重新获得生命，是不幸中之大幸。当初如不被“退职下放”，恐怕也尝不到这“回收”的“乐趣”，没有这许多感想可写，有时真该谢谢那些当政者。
重新走上讲台，我一时又手忙脚乱起来。十一年前是由于生疏和幼稚，那时却似乎是呆苯和迟顿。学生经过“文革”的“洗礼”，“觉悟”提高了，掌握了各种政治词汇，学会了“不满意就造反”的“英雄气概”。他们在课堂上“不再当奴隶”，乱轰轰地继续着课前的“辩论”，却又都不是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