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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者正被吊在樑上晃荡，低垂的脑袋说明早已被折磨过。这人原是大队党支书，几年前曾获得“擒敌英雄”称号，他怎么会“下海投敌”呢？此刻我才知道这乡下的“学习班”竟是私设的牢房。比起来，我在县里遭遇到的要算是幸运的。一时我不知哪来的一股劲，竟严厉命令他们把他放下来，等队长回来再说。其实所谓“下海投敌”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那些“造反派”对他恨之入骨，早就欲置他以死地，只是“宣传队”干预过，才未能下手。那天晚上他们想再次刺探“宣传队”的态度，要不是我“多管闲事”，那位支书的命说不定早完了。此事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过后似乎也觉得“多此一举”，当了“囚犯”还不忘党的利益，这也正说明我不是“阶级敌人”的有力证据。然而，我的苦心，当时有谁能理解呢？
同年4月“宣传队”大部分解散，又回到公社去办“学习班”，据说这是个“好办法”，什么事都可以通过“学习班”来解决。这次是搞“一打三反”运动，主要对象是整那些“文革”中“站错队”的人，揪“现行反革命”。
接连几次运动下来，许多人都有或大或小的“问题”。6月份开始动员“退职下放”，目的还在清除异已，“纯洁阶级队伍”。把那些够不上“开除”条件的人用“文明”方式赶出去。他们要那些在“清队”运动中挨过整，受过“审查”批判的人表决心，“自愿”申请到“农业第一线”去。一些饱经磨难的人对未来失去信心，产生“解甲归田”的想法，以为能逃避现实，过上“隐居”的生活，便接受了。更多的则是被迫顺从了。
我可不愿意失业，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人总得活下去。组长几次“启发”，我无动于衷。最后他竟不管我同意或不同意。7月21日学区党支书照样通知我“光荣下放到农业第一线”。我当即表示抗议，要求先对我的“审查”下结论，再谈“下放”。因为当时对我的所谓“定案”，上面并没有批复下来，也就是说，对我的“问题”性质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可以随便把人“下放”。我拒不接受“通知书”，不领取“下放金”，不办理迁移户粮手续。可是他们象扔掉一件破烂那样，一经掷出去就不再去管它。就这样，没有在“里通外国”问题上卡死我，却用一脚踢开的办法来摆脱他们自己的困境。
如今事情早已过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历史新的纪元。改革开放的政策熨平了人民心头的创伤。那些受过迫害的人重新焕发了青春，回到社会主义大家庭。人们对“文革”“清队”中遭受迫害的人也寄予极大的同情。但是，我想说，那些迫害人的人，一样可悲。他们受人欺骗和利用，把人民当成敌人，把好人作为坏人打斗，就象被人挑唆，狠心抛弃自己的妻儿，背叛年老力衰的父母，不认骨肉兄弟一样，显得多么孤单和可憎。这些人不也是受害者吗？不也值得同情？唯有那些独出心裁，置党的政策于不顾，抱着个人目的滥发阴威，设计陷害，肆意侮辱和贱踏别人人格和权利的人，才是无可救药的。他们是一群魔鬼，活该受到众人的诅咒。
四、走别人安排的路
1970年春，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后，城镇居民“下乡插队落户”又掀起热潮。声称几个月内要将所有城镇居民都迁到农村去，城里要“剃光头”，今后不再有城镇了。说这是为了“消灭城乡差别”，“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而采取的一个“伟大战略部署”。
起初，居民们以为这是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说说大话而已，未必当真，彼此都在观望。只有那些“家庭成分不好”，“政治历史有问题”的居民户，被勒令限期搬迁。街委会为此举办“上山下乡学习班”，每天把那些人叫去开会学习，不许他们在城里干活谋生，直到他们答应下农村，才算“学习毕业”，可以得到“自由”。在城里长时期断了生活来源，就唯有去农村才有活路，这一招也真绝了。那些人走在前头，做“榜样”。接着又有种种谣传：“南安县城已经搬光了，连县革委会都分散到农村去办公。”“江西省迁了几万人，城里的房屋被拆除，夷为田地。”……还说最后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通通要赶到大山区里去。居民们由观望而变为惊恐不安，担心谣传成为现实。听说有人已“捷足先登”，其他人也争先恐后着急起来，担心到时候找不到一个好地方。一时间城乡交往热闹非凡，大家纷纷出动去乡下找亲戚，托朋友，希望联系到一个距县城不远，又较富裕的村子能够接纳自己。在规定的期限内，街委会门前竟然排起长队在登记“上山下乡”。大家的表情就象是一群在等待一碗热粥的灾民，所有的念头都集中在活下去。
我们家当然也不例外，几乎在我被“下放”的同时，父亲因为是公私合营的“过渡人员”，也被莫名其妙地“退职下放”了。全家人再没有一个有固定收入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还在上学。为了糊口，只能跟着大家去排队，走别人安排好的路。还得庆幸一位亲戚相帮，才找到离县城不远，又富裕的地方去“落户”。即使到农村也不能远离家乡呀！故居终归是故居，那是每个人的“摇篮血迹”，“根”的所在，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10月13日又是一个一生中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满怀惆怅，极不情愿地跨出家门，离开生我养我的故居，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生存，而且象是被人贩子出卖了一样，不知还有返回的时候。我最后看了一眼空荡荡的楼房，沉重地锁上门，我仿佛觉得大地正在陷落，故居即将死去，悲凉的心情噎住一股热泪，要不是“男子汉”三个字撑着，我会嚎啕大哭一场。大门口三辆装载着床铺、桌椅、大缸小罐和一些破旧家俱的板车无精打彩地停在路边。几位还没有迁走的亲友在大门外等待送行，他们说了不少安慰的话。我似笑非笑地点着头，默默地向他们致意。美娟和弟弟已经推着一辆板车走在前头了。父亲按照风俗放了一串鞭炮。送行的人立即裂开嘴喧嚷着跟我们挥手告别。在我看来跟出殡一样悲伤，冷冷落落的鞭炮声无端增添了几份哀愁。我们是最后一批去乡下“插队落户”的。此后，那些不肯走的并没有被赶到大山区里去。这些人中有干部的家属和亲戚，他们倒十分乐意把“支援农业第一线”的光荣称号让给别人。那些干部是专门鼓动别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而自己躲在背后看风势，还庇护了一批亲友。老实人又发觉吃了亏，可是已毫无办法，就象一个被嫁出去的女人，随便是回不来的，娘家已没有她住的地方。
一路上我默不作声，拉着板车，数着脚下连绵不断的步伐艰难地朝前迈去，感到从此要肩负着沉重的担子，看不到终点，看不到曙光，未来完全是个摸不清的变数。牧羊人用鞭子把羊群拢到一块，目的在便利他的管理。照理社会的发展应该是由低处走向高处，把贫穷变为富裕，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消灭所谓“差别”，而去责怪先进，实在是愚昧的做法。难道又要来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直至“消灭城市”。一个人看不到未来的光景，只能听天由命，在别人限定的小路上盲目地向前，象一群饥饿的动物，仅仅出于本领而必须到远处去觅食。
进了“插队落户”的村子，几个看热闹的孩子在板车后面紧紧地跟着，象在尾随一群要饭的乞丐，想看看他们的可怜相。到了住处，父亲又是一串鞭炮把那些呆在屋里的老太婆也惊动出来，远远地倚着门看新鲜，似乎这些城里人都成了天外来客。两位干部模样的赶过来热情地打招呼，说了几句客套话，表示欢迎这些新来的村民。一时倒也使人感到有一个新的“家”。
时候不早了，我们忙着卸车，搬家俱，搭床铺，重新筑起一个窝。我和美娟、孩子住一间，父母弟妹在另一处，成为两家子单独过日子，这是事前说定的。在农村不兴大户人家，分配东西常以户为单位，分户可以占点便宜。对我来说，在生活中同时经受三大变化：“下放”、“下乡”、“分家”。前两项是被迫的，后一项是形势造成的。一切都来得如此突然，由一个舒适、繁华、安定的场所，一下跌入艰难、黑暗、孤单的坑道里，我感到一种从没有过的焦虑和担忧。但多亏那时我身强力壮，而且深信这一切不单单是属于我个人的，知道它不可能长久。我还是毫不惊慌地接受它的挑战，准备在他乡的土地上，披荆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