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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想的却是他个人的利益。他们一方面想用投机取巧的办法混过社会主义教育这一关，一方面又不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老想吓唬人。谁对他们有意见，谁就被说成是对党不满。要是敢于公开反抗，后果不堪设想，不怕他粗暴的打击，最怕他用冠冕堂皇的革命词句，给你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在那种情况下，往往没有分辩的余地，恐怕连说情的人也没有。
我就吃过这样的亏，尽管我忠心耿耿，一切照毛主席的话办，但不善婉转应酬，不会阿谀逢迎，常常直言不讳，做领导的不喜欢我这种人。还因为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有人便认为是好欺侮的。看校长平时对不同出身的学生的不同态度就心里清楚。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就常被拿来作“杀鸡敬猴”的材料，对他们不问其表现如何，好象这些人生来就不配受重用，即使有某种特长也不能去培养。对出身好，有“后台”的学生，却一根毫毛也不敢动，连他们做了错事，也怕得罪了于自己不利。我想，那些所谓“贯彻阶级路线”喊得最响的人，往往本身有问题，他们倒是企图用革命口号来掩盖自己的不足，也许是他们自己对这一政策不满的另一种表现。真正的贫下中农是通情达理，襟怀宽广的，他们能用正确的态度对待不同阶级出身的人，也绝不搞“唯成份论”。
队长临别前又亲切地对我说：“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注意联系群众，青年人的前途是无量的。”刘同志也凑过来说：“今后注意多联系群众，注意工作方法和态度，多跟领导接近，跟同事多往来，群众就会拥护你，领导也会支持你。”看来，工作队对我还是客观对待的，没有一棍子打死，此刻又如此关心，我十分感激。但是我心里明白，这等于说一个人只要经常跟在领导后面，就是积极靠拢组织，只要迎合领导的意图，取得领导的欢心，就是工作积极，“突出政治”。我也不再是“骄傲自大”，“瞧不起领导”了。看刘同志那高兴劲就知道他也是多么需要别人去“亲近”呀！生活的秘诀原来如此！这就是我在“社教”中得到的最大“教育”。
这以后，我当真压住自己的烦恼，开始跟同事说说笑笑，同他们敷衍周璇。我再不那么幼稚地想掏出自己的心。我算认识到感情同政治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想同是啼哭，如属婴儿即觉得可怜，如属少年便有点讨厌，如属大人便是可笑。让情感听便自然的发生，在孩子身上可以说天真，在少年身上有点幼稚，在大人身上，就是白痴。所谓“政治家”，总要说慌。他们觉得感情是脆弱的物体。明明心里不高兴，他可以说我十分喜欢你，明明心里在憎恨，却还要跟你干杯。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一种法则必须遵循，唯有权力是至上的。以前我对于不合理的现象，对于陈旧落后的东西，总想去干涉，去破除，老是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和看法，虽是出于至诚，出于对真理的爱护，对事业的责任感，结果总是惹人憎恨。那时我不再对无理给予驳斥，对蠢苯给予纠正，别人该高兴了吧！
有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学习“毛选”，碰巧刘同志闯进来，立即赞扬起来。我感到能让工作队知道并给予肯定，恐怕比我从学“毛选”中得到的还重要。接着我又发动一次“全面外交”，跟同事一一交换意见，找校长个别谈心。校长很得意，我也高兴，看来我可以同所有人“和平共处”，再没有什么烦恼和不安，一切都那么快活如意，逢场作戏，该哭时必须挤出几点眼泪，该笑时要能满脸春风。可是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看别人的眼神行事，没有必须坚持的真理，不时得抑制住想脱口而出的意见，唯唯诺诺地迎合他人的主意，不管这主意是否正确，只要不去反对就行。我开始感到自己对人的客气话讲得越多，我的真情实意就越少。我那种真挚而热烈的情感在这种虚伪的交际中消失了。可是以前我讨人嫌，那时我却看到一张张笑脸。
刘同志在会上表扬我有了“进步”，跟同事搞好了“关系”。我心里难过极了。为了这种“关系”，我不得不把大半时间和精力花在无聊的“联系”中，整日地陪他们扯淡，对工作的好坏可以不去考虑。我这样做全是出于无奈和虚伪，他却在欣赏，在安静地赞美。为了证明我的“进步”，他又故意提起我的过去，而且说得格外地坏。我只能默默承受生活中这种不公正的评价。
我想，为了将来的目的，迂迴妥协一点是允许的，只要我没有把它当作正直的来继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当时处世的一种办法，一个想有所作为的人，也许免不了要有这种涵养的功夫。否则，在社会生活中就要吃亏，要被当作傻瓜低能儿。当然我始终清醒，不能同流合污堕落为真正的伪君子，在主流中我仍然要朝自己的方向，走自己的路。对于诚实的人，我也随时准备向他献出一颗永远赤诚的心。
1966年1月，“社教”工作队开始退场。告别时刘同志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何，今后好好努力，你很会动脑筋。”我不禁心里一热，感动得眼眶都湿了，甚至后悔自己做得不够，心里老在想“你很会动脑筋”这句话。刘同志说中我最满意，也是我自认为超人的地方。可是他没有肯定我所想、所说、所做的都是为了工作。
欢送的场面十分热烈，沿途燃放鞭炮，从村里到村外，社员们泣不成声，大家争着替工作队队员挑行李。相识的，不相识的，一见面就握起手来道别，象是交往多年的老朋友依依难舍。队伍送了一程又一程，姜队长几次停下来劝阻，都未能阻止群众的脚步。
置身在这激动人心的场合，我真想唱一首送别的歌，此时歌声一定十分动人。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如此受人尊敬爱戴。但是我又想到唯有发奋攻书闯出一条路来，才是我真正的本事，几个月来庸庸碌碌的生活，快要把我的理想埋葬掉了，我还是再回到过去被认为是“骄傲自大，瞧不起领导”的样子去。批评，耻笑都已领教过。我倒是担心有一天突然给我一点荣誉，叫我下不了决心。我觉得应该再作一次撕杀，再受一次挫折，使我能顶住这种要你驯服的称赞，当然“方法方式”的确要讲究。
我在“社教”中受到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用的，只是有些片面。讲究“方法方式”，忽略内容和效果，是一种致命的弱点，它无法使国家兴旺强大。
随着“社教”的结束，我受到的“教育”也跟着消失了。就象从台上下来，卸了装，我还是我，一点没有变。我不能没有自己的理想，不能放弃为理想作出的努力。为了这一崇高的目标，一切名利在我看来都是无足轻重的，一切无聊的“关系”，浪费时间的“联系”也是多余的。
十一、一次过错前后
“社教”过去了，一个寒假也跟着结束。1966年3月2日我又回到这间不愉快的学校。
打开校门，庭院里一群麻雀霍地飞了起来，急急跑到屋脊上去叽叽喳喳地叫着，象是欢迎，又象是抗议。我径直走了进去，走廊里静悄悄地只听到我的皮鞋在囊囊作响，地上到处是一撮撮鸟粪，大厅上挂满密匝匝的蜘蛛網，才一个假期，便使这间古老的祠堂显得如此污秽。我轻轻放下行李，生怕沾了桌面上的灰尘，嘴巴紧紧憋着，不敢舒畅地吸一口气，屋里阴森得令人发慌。
两位学生探到我回来，立即跑来汇报他们的寒假活动没搞好。我意识到，自己平时对学生批评得多，表扬得少，以至他们只看到自己的缺点错误，而不敢多谈优点和成绩，只得赶紧安慰他们：“出点乱子是难免的，不要垂头丧气。”后来又有几位学生跑来，尽问什么时候开学，什么时候领课本。我无暇跟他们交谈，忙着打扫宿舍，整理床铺，晒棉被，虽是下车后又赶了路，到了学校反而更勤快，直到吃过午饭，躺下休息，才感到疲惫不堪。看着眼前这死气沉沉的学校，几个貌合神离的同事，想到又要开始一个新学期的工作，心里真有点发怵，工作能否愉快，我是一点把握也没有。
傍晚，校长和其他教师都到齐了。才闲适二十几天的心又绷紧起来。在这里，我几乎每天都要感受到校长故意显露出来的“领导威严”。加上“社教”期间结下的疙瘩，校长感到我是他的一颗眼中钉，从他对付别人的手法中，我料到他会如何待我。可是我又没有必须向他屈服的理由，也许正直的的人原来就度量小，因为他心里容不得小人；而度量大的，就并不正直，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