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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学不忘旧情，放了暑假就来家里找我，安慰我，也给我带来大学里的生活、他乡的风光。那赞美声、那幸福后的回味，令人神往、忌妒。我常常听着、想着，极力装得无所谓。有时也远远躲开，我知道已和他们不是一路人，只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去寻找该做的事。
我决定找街道党支书谈心，告诉他我已经无法忍受这种快让人窒息的生活。支书倒很热情，打消我不少思想顾虑，教我如何适应社会的要求，说政治只是一种手段，从来不讲仁慈，不讲信用，只有欺诈和相互利用。有些事不一定要向上讲，有时反而纠缠不清。他这种坦率令我惊讶！也大长了见识。尽管我觉得不象是纯洁的东西，现实的确如此，要善于见风转舵，观颜察色，顺应潮流，不管这潮流是否正确。支书甚至举了不少实例。我象是恍然大悟，却也越发糊涂，在心里对支书由原来的敬畏、崇拜，转为对他的蔑视和虚伪。
支书倒是很乐意交给我一些工作，看样子还信任，我又继续在街委会干起来了，后来街政府里有许多工作都落到我身上。我曾经独当一面带领居民去抗洪抢险，到乡下征购粮食，也曾独自召开群众大会，布置中心任务。支书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连公社党委书记也很赏识我的工作表现，下到街道来就亲切地叫我“小何”。
十二月惠女水库渠道工程开工。公社决定调我去工地指挥部当干部，任中队材料员，负责劳动工具的领取，分配和保管。接到通知第二天我就去报道。中队部由五人组成：指导员，正副中队长，施工员和我。指导员是位土改干部，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曾任农村大队的党支书，听说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点名批判”。为此他十分想不通，经常在闲谈中说：“一个大队一年缴多少公粮，征购多少粮食，分给社员多少口粮，都是有案可查的，合起来一年多少产量是明摆着。可是敢说假话，吹牛皮的受到表扬，实事求是汇报产量倒变成‘右倾’。”看他始终老实的样子，我们都很同情他。也许诚实的人生长在虚假的年代，诚实的人就注定要倒霉。他经常协助我工作，因为刚开工，大家急着要工具，常常为此吵起来。我一个人忙得不可开交，每顿饭都得留着，等到大家全上工地去，才能吃得安稳。
后来据说是指挥部发现我这个难得的“人才”，又把我调去指挥部当“宣教”，负责对民工的宣传教育。其实只是个官名儿，并没有多少具体工作可做，还是我自己出主意编了一些顺口溜、诗歌、民谣之类印发到各中队去，做些宣传鼓动工作。更多时候是代表指挥部下到各中队了解情况。中队里那些干部都比我年龄大，有的当了多年的农村干部，可还是诚惶诚恐地称我“老何”，把我当成“钦差大臣”，敬重地向民工介绍我是“指挥部派来的”，我感到很不自在，自己没有丰富的阅历，也没有什么能耐，更没有任何功劳可谈，如此受人尊敬，心里有愧。只因为有人给我封了官，比起在水库工地劳动时，身价就大不一样。
在渠道工地度过半年时光，庸庸碌碌、平平淡淡，自己又很少去参加劳动，行动也十分自由。一个人对生活的体验不深，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好回忆的。
跨入1960年，“共产风”再度刮起，国民经济已明显衰退，“大跃进”的后遗症，使农业减产，粮食紧缺，市场上物资供不应求。但不切实际的计划仍在进行，全省大学又破格进行春季招生。我从报上读到这则广告，心想，既如此需要人才，此时又没有应届高中毕业生，大概再不会“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吧！何况我又确实没有什么政治问题，工地领导对我的印象挺不错，也支持我的看法。3月10日我请了假，再一次不甘心失败地走进考场。虽然没有充足的时间复习功课，凭借过去掌握的知识，在考场上还是应付自如。
可二十天后寄来的仍是一张“落取通知书”。这是第四次。街道党支书明白告诉我：“你在街政府和渠道工地的表现都很好，我们如实反映了。但是你与海外通信搞集邮的事，公安局仍有疑问，我也无能为力。”
也许是习惯了吧！我对自己的命运不再表示异议。虽然我只有二十岁，却觉得十分衰老。希望一次次地破灭，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无法改变我的“政治条件”。斗大两个“政治”压得我动弹不得，全身萎缩矮小。我实在不明白，我满腔热忱，以为报纸是宣传用的，让华侨了解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件好事。仅仅寄过一次，当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又主动向政府交代，满以为对党忠诚老实，不料遭到如此怀疑，竟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我感到前途暗淡无光，意志消沉，行为又开始放纵，甚至怀疑还有改变的必要。我只好从渠道工地退场回家。这一年夏季高等学校招生，我再没有勇气去碰它。后来听说这一次几乎是“全收割”，全省仅四十八位考生没有被录取，恐怕主要还是“政治不合格”，我有点后悔，不该没有坚持下去，难道我当真会成为全省这“一小撮人”中的一个？
我曾想过，还是当个傻瓜吧！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想，理想与前途，爱情与奋斗，都跟我无关，岂不也是一种心安理得的幸福？正如歌德说过：“他们在一个小天地中平安地过活，看到叶落时，除想到冬天来了之外，别无何等忧虑来扰乱他们的日常生活。”那时我把自己深深地埋进书海里。这个“恶习”始终没有变，我每天抱着书本从家门口进进出出。在别人眼里，这其实也是没出息的举动。对我来说，却是靠着书本才挺过来。因为读书，我才能净化精神，陶冶情操，没有在困境中被压垮。在书里我可以看到未来美好的样子，并相信眼前的一切不公，终有一天会结束。
家里希望我找工作。是呀！我总不能老呆在家里靠父母来养活，至少我应该自立。我决定先去找个糊口的。只要听说哪里有招工，不管喜欢不喜欢，我都跑去碰运气。
泉州歌舞团要招演员，自己做梦也不曾想过要去当一名演员，但我还是去试了。面试时唱了两首歌，导演听了很满意，说我有天赋，素质不错，乐感很强，有培养前途。他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歌唱家，曾灌制过唱片，是解放军总政文工团的台柱子，因政历问题被清洗回家，前年“大跃进”急需人才，才把他从管制中弄出来，那时“戴着反革命帽子干革命工作”。他作不了主，要汇报给团领导，还要跟我所在的街政府联系，然后才能通知我。后来他们“联系”过了，团领导回信要我安心在街政府工作。我心里明白，跟考大学一样，还是“政治”在作崇。
又一次是泉州地质局要招收一批学徒去当化验员，这可是我喜欢干的工作。我找到招工人员，自我一介绍，他立即表示欢迎，拿出表格让我填写，只要街政府盖个章，表示同意就行。但是出于同样原因，我得不到盖章证明，也就当不了学徒。
我不死心，又到县工业局去打听，好容易觅到一份工作，说定了只要有一张街政府的证明信就可以进去。我找支书说明来意。想不到这次他二话没说就爽快地给我开了一张“证明信”，表明我政治上是清白的。我高兴极了，以为从此要结束流浪者的生活。这张“证明信”简直就是“生命线”，有了它我就可以复活了。当我兴高彩烈跑进县工业局，原先答应我的那位负责同志，却连看也不看一眼我递过去的“证明信”就说：“你先回去，我们研究一下再说。”当时我还蒙在鼓里，不明白这“研究”的真正含义。原来当我前脚跨出街政府的大门，党支书就抢在前头给工业局打电话，说明我的情况，表示那张“证明信”不算数。这些都是支书后来向别人传授他的“工作方法”时，披露出来，别人又转告于我，要我“放聪明点”，我才恍然大悟。
对此我不敢抗争，也无从抗争，他们从来不明着说。支书的态度，我也摸不透。是因为在他看来，我确实有“问题”，他不能给我“证明”。还是因为上面有暗示，他不敢给我“证明”。或者是在当时就因为我没有在金钱物质方面有所表示，而故意不给我“证明”？
更可怕的是，我连当个临时工也不行了。夏粮收购季节，我到粮食收购站打短工。才干几天，公安派出所去那里检查治安工作。当晚，负责人就把我辞退了，同时出来的另一个据说是“坏分子”。显然，我已经成了一名不公开宣布的“四类分子”，所谓“内专对象”，失去一切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