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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委婉得多。他们跟现在官场上买官的惯用做法比较接近。一般要花八百元以上的代价。首先啃掉班上的硬骨头，夺下堡垒，再及其余。他们不会明说请你选我当班长，而是在特殊场合给予一定的心理暗示，表明自己的意愿，让对方明白自己的心思。在选举期间他们努力协调各种关系，见人一脸笑，和蔼可亲，助人为乐，处处带头，一副礼贤下士，群众基础很好的样子。据某名牌大学的同学反映，有人一旦当了官，摇身一变，就成了另一副面孔，趾高气扬起来，使曾经帮助过他的同学有忘恩负义的感觉。
上海女性呈现出一副保守的面孔。这个结论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下属的美兰德调查公司针对婚姻、家庭、事业等领域的时髦话题，对上海、北京、广州、成都四大城市女性所做的访问调查。其中有几条是引人注目的。如最乐意于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未婚同居和独身主义的赞同率最低。但年轻一代情形不同。在外界，一般都认为上海女性是中国发达城市中是最开放的之一。从这次调查的结果上看，所谓“新新女性”真正是上海最开放的一类，在所有的统计中，年轻、未婚、知识层次高的女性是所有前卫观念的支持者，不满20岁的少女赞同未婚同居的达32。8％，赞同独身和“周末夫妻”的高出成人11——13个百分点。
上海年轻女孩身上几乎没有了传统的影子。来自上海一所著名大学的调查显示，超过80％的女生认为只要基于爱情或双方愿意就可以发生婚前性行为，2％的女生承认与异性发生过性行为，男生则是12％，即有些女生因为羞涩否认了事实，没有调查出真实结果。而去年的一份内部报告显示，在某些大学，学生之间或学生与社会人员之间发生性行为的现象非常严重。有个女生先后与8个男生同居过，但没有一个她与之谈婚论嫁的。据估计，在未来的生活中，与她同居的男人数量还会不断扩大。这就使我们理解了华东师大免费在校内发放避孕套的做法。这既是出于爱护学生的良苦用心，也是一种无奈之举。我们在跟赵德发谈论这件事时，赵德发对当前男生女生性关系的发展态势觉得正常。赵德发很有远见地分析说：“在不久的将来，性关系将变得非常随便。就象朋友间的抽烟喝酒一样。比如说吧，男女好朋友之间，你到我家来了，我没什么好东西招待你的。那就做一回爱吧。就算用身体招待了。”
小胖子不同意赵德发对未来的预测。这会粉碎许多未婚男人对婚姻的梦想。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为了赵德发设身处地的明白，小胖子也打了个比方。他说：“比如我到你家去找你玩。你不在，正好你老婆在家。你老婆觉得没什么好东西招待我的，那就做一回爱吧。可能这样吗？绝不可能！”
赵德发说：“他妈的怎么能这样比方呢？”
小胖子说：“你不是说就跟招待客人一样吗？”
赵德发就不说话了。他觉得小胖子占了他的便宜。
玩笑归玩笑。而七月对于我，意义就更重大了。它使我感到了七月的美好。
我在上海多年来，从来没想到要找个工作。我不想找工作，工作却找上门来了。七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助人为乐的小胖子来找我了。那些天他正在抓紧跟周雪梅接触，已经露出恋爱的苗头了。人一恋爱，就使他善良的本性更加善良了。小胖子说，“你既写不出来诗，我给你找个活干怎么样？”我问干什么。他说他朋友的公司想找个兼职文书，负责该公司一切对外宣传的文稿撰写。每月一千五，问我干不干。我说我怕别人管我，我已经让机关管了十年，管得我都不象我了。离婚之后，我就辞职逃到了上海。小胖子说：“没人管你，你只需每天去公司一下，领回任务就行，其余时间就在家里写。又不上下班。多好！”
22、女老板让我帮回复私人信件
我到女老板的公司打工去了。刘总让我替她写信。我知道了她的单身生活。
小胖子第二天就把我带到他朋友那里去了。那是个女老板，四十来岁。上海人用一句很挖苦的话形容这个年龄的女人，叫老菜皮。因为打扮入时，女老板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些。属于比较嫩的菜皮。小胖子提前向我介绍过她的情况。刘总是东北人，离异，浦东开发初期来到上海创业。小胖子曾在首都公安大学上学，跟刘总的弟弟是同班同学。所以小胖子把女老板叫大姐。我们进去时，她正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打电话，打电话和坐相，都是一副老板的样子。我们一进去，小胖子就说：“大姐，我把人给你带来了。”
女老板说：“请坐，请坐。”
小胖子说：“别小看这位张大哥，他可是位诗人。你不能象对待其他员工那样对待他。他的水平，完全可以给你们公司的每个员工当老师。”
女老板说：“我十分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就是尊重人材。所以给你充分的自由。”
我问老板：“你怎么不找个秘书？”
女老板说：“秘书是男人好，我是女的，找个男秘书多不方便！”
我说：“那就找个女孩吧。”
老板说：“当花瓶用？我可不要花瓶！”
我问：“怎么称呼你？”
女老板说：“你没听见吗？别人都叫我刘总！”
“知道了，刘总。”我忠实地点点头。
刘总第一次给我布置的任务是半年情况总结，并给我了一叠相关资料和数据。她要向她的主管部门汇报半年工作，总结得失。做了十年政府秘书的我当然是小菜一碟。但我依然做得很慎重，很一丝不苟。她让我三天时间给她交货，结果我第二天下午就给她交去了。她坐在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目光炯炯，象个黑社会的女头目或妇女运动的领导什么的。如果她不是老板，这女人我会觉得她非常一般，一旦成了我的领导，我就对她肃然起敬了。尤其是她那对小燕子式的目光，叫我胆寒。我把文件放到她面前，转身就走了。
“回来！”她说。我听得出来声音是从办公桌上发出来的。
我转过身去，看着她。等待她发号施令。
她递给我一支烟，平和地说：“你到办公室去一下，那里有一些客户来信和建议之类，你要一一写信答复。”
我说知道了。并且我还知道了，我在这里兼职，本该是办公室管我，但并不是办公室管我，而是老板管我。我属于她的直属机构。就象上海直接属于中央管一样。刘总就是我的中央。从现在起，我得由她管了。权力这东西，我研究过。它就是要别人永远地服从，就象从小听父母的话一样，在单位就得听领导的话。听话就是好孩子。权力让我们的儿童期无限延长。
我抱着一斤多重的客户来信回到家里。一边写信，一边想着那篇汇报材料的命运。如果刘总看不上，我就该走人了。这说明我根本就不适合在那里干。我怕别人小看我。我宁可辞职，也不能让一个女人辞退我。辞职是她伤面子，辞退是我伤面子。这是主动与被动的哲学关系。我是文化人，面子是无价的。
不知为啥，自从我有了兼职，失眠就自动停止了。晚上我睡得出奇地香。早晨起来，我又提着一捆回信去给刘总交货。刚刚上班的她热情洋溢，亲自给我倒杯水，还亲自递给我一支烟，然后自己点上一支，说：“你写的材料很不错，是秘书专业毕业的吧？”
我说不是。中文专业。还读了半个研究生。觉得不好玩，不上了。
她说：“你有思想，我看得出来。总结材料之类不易出新，天下所有总结材料都是大同小异的。你不一样。你把我们想总结而没总结出来的总结出来了，你把我们看不见的缺点看出来了。这就叫脱俗。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
我说不知道。
她说：“我最讨厌重复别人的话，最讨厌那种没有错误同时也没有用处的话。”
我说，“你说得对，我也这样。”
刘总又从抽屉里取出一些信来，扔在我前面说：“这是我的私人信件，你帮帮忙，回一复。我想，怎么回复你是知道的。”她说出这话时，给了我一个友好的信任的微笑。在我正要离开时，她突然让我把所有信封脱下来，让我拿走信的内容，却把信封留给了她。也许因为信封上有地址的缘故。
我很清楚地意识到，我将接触刘总的隐私。这天的工作就是专门处理这些隐私。它们都是一些求爱信。从信的内容上看，我知道了许多：第一，刘总是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