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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财：“看上去市政府的意思是让先做出一个粗线条的框架，先形成一个大致的概念，然后再往细了做。”
罗杰：“我觉得以咱们俩的水平很难达到让他们满意，瞎弄些没有依据的数据，到头来误了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王财：“咱先以那两台日本设备的数据为准，算一下投资规模，整出一些前期的工作规划，然后测算一下考察费用和必备的资料费用，先报上去再说。”
罗杰：“我觉得前期的工作规划不应当由财务部门做出，我们只能根据相关的数据报告进行资金测算。要不然这样，你去告诉厂长，让他先拿出工作规划，整理必备的资料，帐可以由财务部门来算，但费用项目不确定，这帐无从算起。”
王财：“赋咱就先给出一个书面意见，你来写我审查，由我出面向上级交涉。”
罗杰：“我觉得最好给厂长说清楚了，这么大的投资项目，最好还是找专业的设计部门来搞，咱们企业的会计没干过这么大的项目，各个环节恐怕想不周全，万一误了事，就不好办了。”
还没等王财给厂长汇报财务部门的意见，北京总局就给吕萌打来了长途电话，周澍在电话里告诉吕萌，关于厂里的改革规划，总局认为可以实施，这要看市级的财政能力，这个项目初步估计要花五千万以上的投资，这么大的投资计划是要经国家经委批准的，现在厂里最需要的是做出一份详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各级渠道给国家经委传递这个项目的信息，尽量争取优先安排资金。
这下吕萌傻眼了。
对这个可行性研究报告是怎么一回事，他是一无所知，他曾经听说过这个说法，但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都包括哪些内容。
吕萌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专项讨论这个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事。全体干部对这个名词十分陌生，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弄得吕萌一头雾水。在人在会上建议，先找出一份现成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来研究一下，看这东西究竟是什么样的。
吕萌没办法，只好到市政府去求援，市政府工业办的主任崔勇拿出几份其他企业报来的项目申请文件让吕萌看，吕萌把这几份文件借出拿到厂里给王财和罗杰看。罗杰看了以后说，这些都是一些平常的项目计划文件，好像还不是可行性研究报告，这里面光有总的资金申请，看不出来这些资金都是怎么来源和怎么用法，咱厂的项目太大，如果笼统地给出一个大致的数字，我恐怕在项目进行当中有偏差，那结果可能就差得太远了。
吕萌说先照这样子做一份计划吧，报上去看看，如果不行再想办法。
罗杰说这事不好办，我现在没有一点概念，不知道怎么估算，这样吧，我和王科长先试试，拿出几个方案，你们看着定夺。我看最好到北京去一趟，打听一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具体要求和内容，并咨询一下有没有专业的部门来搞这件事，毕竟给国家计委上报的东西不像样子的话，十有八、九是要坏事的。
吕萌想想，也只好这么办了。
作为一个企业的厂长，为一个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写法专程到北京去请教，在吕萌看来有点没面子，他不好意思一个人去，他打算让罗杰跟他一起去北京，罗杰说他就是一普通会计，跟厂长一起去北京出差，级别不合适，见了部里的人也说办法说话，他婉拒了这次出差的机会。
最后还是王财没办法推辞，硬着头皮跟厂长吕萌去了北京。
厂里最近没什么事，罗杰想想，趁现在厂长出差到北京的这段时间，自己也该好好写几篇文章练练手了，否则时间长了就有点生疏了。这段时间里罗杰还真没写几篇东西，整天净忙着琢磨吕萌的规划了，他虽然觉得吕萌的规划有点空洞，但多少还是显示了一些改革者的气魄，厂子要是真能像规划里描述的那样发展，前景还是十分光明的。不过罗杰告诫自己，应该注意许多可能出现的问题，他现在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而且很可能成为这个改革过程的参与者，他肩上似乎也有一付担子，他应当为这个计划的实施做一些贡献，如果他投入其中，将能获得一些真实的体验，这些体验将可以作为创作的素材来加以表现。也许吧，他的艺术事业将会从这场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改革中开始。
但是现在，正处于这场改革的前沿部分，他还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从已经发生的事来看，从厂长到市长，包括市上搞工业的领导，目前对许多事物所缺乏的基本技能的现象来看，这该是一场生动的从无知到未来的一个充满戏剧性的过程，这中间应该有创作上的切入点。
罗杰想到，就先写一部小说吧，反映一个基层单位从落后到奋发的过程，着重描写一个富有创新意识的小厂长的思想历程。但转念一想，罗杰就把这个创作构思否定了，他知道从一个概念出发去写一个厂长，必然很难把这个人物写得十分丰满，具体地归入什么类型的体裁的作品中的人物一定有概念化的倾向，这是罗杰所不愿意做的。
罗杰忽然想到一个现象，在艺术作品里的人物形象，无论他的天性如何，他或她都不可能逃脱所处环境对性格的约束，表现出来的东西无时无刻地被环境或事件所影响，不管他或她原先是多么地希望能按自己的设想真实地表露最本质的属于自己的东西，但还是无法摆脱环境的影响，表现出虚假的东西出来，原来真实的东西会被一些其他小细节所掩盖，有时候是处于自我保护而有意地掩藏自己的本性，有时候则是无意识地陷入对环境的屈从，从而表现出矛盾的东西出来，造成人格的分裂具像。这在文艺作品里很难完全地统一起来。
罗杰想到，一个活生生的人身处官场，不管他能表现出多少自己的个性，都毫无疑问地流露出一些拿腔拿调的做派，形成一道风景线，无论是怎样麻木不仁的人身处官场，都会摆出高深、庄重、富于思辨的表象，也无论他或她是如何深恶痛绝官场的八股作风，他或她的语言形成系统思想时无不带有公文的色彩，这表定失却了原真的本性。再比如在涉及到法律的环境中，无论真实的想法是怎样，人们的表现无一例外地会自然倾向于显示自己的无辜或委屈，趋于保护自我的利益和权力的倾向上去。想一想，事情的真相绝不会是像被告说的那样无辜和委屈，要不然就不可能有对立的双方相对于法律面前而非要把事情的真实面目通过律师和辩护人的唇枪舌战来搞清楚，直接认了不就省事了吗？
在社会的复杂的关系中，人的本性肯定部分地被修饰了，不管是自愿还是无意，那么作为艺术品应该如何运河还原这些被修饰了的人的本性呢？这样去还原这些东西并把它反映到艺术作品里究竟有什么意义？自然而真实的生活本身就处于真实与虚伪的胶着状态，纯粹的真实，就是那种深入揭示人的内心活动的创作手法，无论多高明，是否就真是艺术品应该去做的事？更何况，罗杰慢慢地认识到，用艺术的手法去描写别人、或者同时描写数千个人的心理活动，本质上就不是一个客观真实的现象，在人的世界里，一个人根本就不可能掌握另一个人的心理活动，任何推测和猜想都不右能达到和实际情况一致的程度，那么，惟独艺术品可以肆意采用这种手法，究竟意义何在？抑或那就是作者本人的权力？
罗杰越想越复杂，他开始感到这些艺术理论层面上的问题越想越多，他就越不可能写出什么作品了。通常的现象是人不太可能同时是作家与艺术理论家，就像人不能同时是哲学家与实践者一样，对理论的思考越深入，对行动的实践就会越迟钝，这是不二的亘古规律。
现在，罗杰有点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他想到了过去在中学时代，他还没有看多少书的时候，他能凭意识中闪过的一丝灵感去写一篇小说或诗歌，慢慢地他读了许多书，知道了很多道理他觉得他写东西就有点困难了，只是他在对文字的掌握与运用上比过去自感更熟练与准确了。他没能保持住一种纯粹的思想状态，也许是他还没有能突破理论和羁绊，他现在时常感到他处于一种矛盾之中，往往是他刚有一个好的构思，要不了多久，他就会用理论上的一些东西把那个构思给否定掉，一旦被否定了，就很难再重新运河深入探究下去，这是他很早就感到他不会很快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