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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吴教授突然对天嘶吼，那嘈杂的人声便在片刻间静了下来，几秒钟后他们又向同一个方向进军，如同茫茫非洲大草原上迁徙着的野象。
我突然在人群的对面看见了左宁，而他也已经发现了我，正逆着人流向我艰难进发，我突然鼻子一酸，有些难过得不知所以，定了定神，缓慢地移动在象群中，我们就像言情剧中常常出现的狗血重逢一般，带着少女般的不安与悸动，向对方伸出手臂。
有一个世纪那么久，我的手指才触碰到他细腻而熟悉的皮肤，接下来便是拥抱，热烈而急促，百感交集却又不言不语，我将五指插进他柔软的发根，亲吻着他温暖的唇瓣。
我说我爱你，你信吗？
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可想，惟有爱能让我不再迷茫。我从来不知什么是爱，以前觉得不过是物质带来的羁绊，或者关系不对等造就的迷恋，如今我算是彻底悟了：爱就是你几乎失去一切的那个瞬间，仍旧陪伴着的那一丝不足为外人言的希望，是毋庸誓言捆绑、在绝望中依然不灭的一道光，是万物抽丝剥茧本末倒置后还能张开双臂迎来的怀抱，是一种无法用文字确切定义的细水长流与执着守候。
这场大雨彻底地浇灭了所有理性，我站在仿佛世纪末的绝壁边缘，拥抱着最后的救赎。
晚上我回到了家，洗去了身上这么多天来的风尘，左宁一直陪在我身旁，电视里播着今晚的新闻。爆炸案，七死二伤，雨水控制了伤亡，原因未详，仍待进一步调查。左宁告诉我他和林寒川这几天几乎把整个石城翻了个遍，已经报了失踪。
我说：嗯。
左宁又问：知道是惹了谁吗？
我摇头：不知道。就你们两个找我吗？
他说：我把你的事情发在网上，但是没多久就被删了，舆论受到了控制，林检说这案子现在是全国数一数二的敏感案，你办了这案子，估计也被感染成盯防对象了。
我说我贾臣办案这么多年还没到政治迫害的级别，应该不至于，佟帅案一审结果出来了没？
他点头：出来了，死刑。
我心里早已有数，长叹一口气，收拾了桌上的碗筷钻进厨房里，一边洗碗一边盘算，弄了一半突然想起什么，打了个电话给袁城，谁知他电话一直忙音，再用左宁的手机打过去，他倒是接了，然而一听是我的声音便立刻挂断。我心寒得不行，知道他已与我划清界限，避我不及，生怕被感染。
我又呆坐了一阵，理不清的思绪让我变得烦躁不安，正打算去阳台抽根烟静一静，谁知林寒川的电话竟呼了进来。
“赶紧跑，往西跑，找个地方先躲一阵，避避风头。”他的声音很低但很急促，“我不方便多说，就跟你交待一句，这次是真的要搞你了。”
54、最后一枪 。。。
第一次见到袁城的时候，我才十七岁，正读高中。
那年的北京城发生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这件事甚至轰动了全世界，很多年轻人将自己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挂靠在了一起，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跨出了毅然决然的一步。我尤其记得那时刚离开师范没多久的班主任擅自做主停了课，以表对北方运动的声援。但社会事件的爆发远不及停课带来的兴奋更能激动人心，我们虽然在校园里组织起一个N大附属高中学生自治联合会，讨论并传播来自第一线的消息——但其实还是玩乐，三五成群，占据教室的几个边角，打牌，吹牛逼。
说来要感谢北边那帮前辈，阵地战转为拉锯战，顺带着我们的期末考试也延期了。我们每天快活得像秋天麦田里的麻雀，叽叽喳喳四处乱撞，享受无所事事的快乐，当然，偶尔也会弄出一张仿佛能和国家命运挂钩的愤青脸来。
但这等好事并非旷日持久，只不到几周，形势就来了个三百六十度大转弯：课堂恢复了，我们几个所谓学自联的头头也被各自找去谈话，求得父母来校做担保，那做人的尊严仿佛也才随着教学工作一起恢复了。又过了一阵子，我便品出些不对劲的味道来：不但桃花之事彻底与我绝缘，甚至连一处撒尿的兄弟，见我也要绕道了。
这事对我的心里或许造成了一辈子的阴影，只因我从此一生畏出头，恨离群。
然而就在我苦闷不得解的同时，家里却多了个神秘的客人，我爸将已经离家去了武汉的贾君房间收拾出来，于是那人就住与我隔壁。这人皮相好，善交谈，一眼看去就是个学问人，常常一件军绿色的短袖T，套条那时最流行的牛仔裤。他跟我爸很投缘，却不屑与我交流，他们常在饭桌上聊些社会形势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我虽无法消化，但渐渐也悟出些什么：这人是把我家当避难所，逃难来的。
对于这件事我母亲坚决反对，因此没少和我父亲争吵，态度强硬，言辞激烈，甚至闹到分居，收拾了细软回娘家一住就是大半年。于是我更加肯定，这人是颗定时炸弹。
这人终归在我家住了半年，临走时颇显意外地送了我一本书——其实那算不得书，这是言论集子，作者叫方什么之，我现在已经忘了——他跨出我家大门时突然转了身，右手手腕抵着门框，给了我一个柔和且文雅的笑，他对我说，要守住这个社会最后的底线，未来就靠你们了。夕阳在他身上镶出一圈金边，闪着炫目而极致的光，他的脸便隐在这光线带来的盲区里，除了那近乎璀璨的笑容，那个笑是如此的震撼，如此能打动人心，以至于影响了我对于人生的选择：我布了他的后尘，选了他选过的专业，念了他年过的学校，踏了他曾经踏过的每只足印。
很多年以后，我拜入此人门下，习得不少灰色技巧，也寻到这一行最为显贵的套路，当年的话我们绝口不提，只师徒二人并肩齐驱，共同挑战着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
这人便是我的老师，律所的主任律师，国内行政诉讼第一人，袁城。
我想逃亡大概不适合我，因为我受不了风吹草动一发全身的亡命生涯，可转念一想，只有保全了自由，才能得个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于是便又满脑子的都是逃了。
但即便要逃，也是我一个人的事。
车没敢走高速，取而代之地行驶在国道上，左宁握着方向盘，而我则不停地劝他回头。我说到这边就差不多了，你没必要把自己跟我绑一起，一个人还有活路，两个人必死无疑。
他不说话，油门越轰越大。
我叹了口气，终于放弃去说服他，伸手按下电台，懒懒地靠在椅背上，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在逃亡，而是在享受一次旅行，电台里我的校友老愤青徐达正在歌唱：“死亡和我的梦想曾经如此的接近/三十三年的挣脱脱不了/如何是好……”
这垂死的调子在我耳中竟成了警世洪钟一般：三十三年的挣脱脱不了，如何是好？
是啊，如何是好？
上上个礼拜，我刚过完三十三周岁生日，回首这三十三年，与其说我在追逐什么，不如说是在逃脱什么，每次我都以为自己成功了，但每次又会堕回这无尽的深渊。
我对左宁说：开快些，我们殉情吧。
他竟点头：好。
我笑了笑，说别当真，我还不想死，这到哪儿了？
他说：快到天长了。
我说你就把我在那儿放下吧。
他没说话。
我又劝：你爸就你这么个儿子，别伤他心。
他说：我一直也把你当爸爸看，不想伤你心。
我心里一暖，不知说什么。
“贾臣，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他有些调皮地说，“以前我想跟你说真心话，你总是敷衍我，不给我说的机会，今天你逃不了了，再无聊，再不想听，也得把它听完。”
我看着他，有点想笑，继而默许地点头。
“先给你讲讲认识你以前的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就是那种拿家里钱当资本，活在物质世界里的极端无知，狂妄，嚣张，肤浅的那一类富二代，精神世界极度匮乏，拉小提琴只是我填补空虚的一种手段，让我活的不那么飘，而是有几分重量。我身边有过不少人，但几乎每个人都是冲我富二代的身份来的，没有人给过我真心。我花钱，他们花时间，各取所需。那时候我很享受钱所带来的便利，它让你身边总是围着很多人，让你不用害怕孤独，它让你喜欢的人对你投怀送抱，更让你讨厌的人跪着求饶。这些人里，我和一个叫陈宇在一起的时间算是长的，我们在一起算是合拍，但我每天都在发愁，我愁他到底是看上我的人，还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