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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得到“糖豆待遇”，或享受到“糖豆恩惠”，日子也会过得好一些，至少总不至于因为饥饿和想不开而发疯。无非是因为她太热爱他了，对他充满太多的美好憧憬，而憧憬到她眼前来，让她看得见的只能是一千个想不开，一万个无法相信，直至憧憬美梦的彻底破灭，人的精神也伴随美梦的破灭而彻底崩溃了。
怪就怪在她没有因为饥饿而失去灵魂；没有像众多接受洗心革面者那样放弃自我灵魂；没有接受洗脑机恩赐的大众化的灵魂，或甘愿放弃属于自己的大脑，而随着公众化的谬误思考，她不但始终没有放弃属于自己的思考，更没有失去属于自己的清醒大脑。她的不幸不仅在于她的清醒，还在于她灵魂的善良，正因为她是一个无回天之力的善良灵魂，在主体命运充满荒谬的时代，作为弱小的个体生命，无能为力似乎就成了她自我精神最具明显特征的象征，而因此使她弱小的精神与强大的主体意识相悖的精神疯狂，似乎也更是她为了获得个人的精神解放的别无选择的选择吧。正因为无力改变让她感到充满无边无际悖论的一切，在精神极度清醒之下，而又不能忍受无能为力的饥饿，导致她的心理在精神和物质双重矛盾的旋涡中挣扎。
她愈是在苦苦求索中不解，便愈是在不解中苦苦求索。本来是丰收之年，却没有粮食，本来通过自己一天又一天的辛勤劳动；却连基本可以延续生命的一餐饭都成了重大政治问题。这是她在任何传统教育中都没有接受过的前无古人教育，就像口号中宣称的那样：“中国人民获得了以往任何历史时代都无法比拟的解放……”“亿万中国人民正干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人民群众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她如果也像其他许多被“空其心”虽然也是“饿其腹”那些人那样，也许会平安度过那个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被客观公正地记述的“火红年代”。那是一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灵魂都被“空其心”的年代，在绝大多数人都被“饿其腹”的年代里，她像个思想者一样，对于“空其心”与“实其腹”百思不得其解，就算是“空其心”，也是与“实其腹”相对应的，这是怎样的悖论。就像开会前唱《东方红》，结束时唱《国际歌》，开会前唱“人民的大救星”，结束时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虽然他可以让无数的所谓文人干部们能听懂，却不能让一个良知尚存的普通知识女性的灵魂不为之颤抖。一个不但有思想又有善良天性的天真知识女性，正因为她的独立思想和善良品质，却成了导致她不幸直至精神分裂的主要根源。
就是这样的美好生命，在疯了之后，还是在亲人们的关爱中苟活多年。游东方就是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而且是在差不多乳牙尚没长齐的时候，便不得不承担起家庭以食为天的重担。民以食为天，不但是他最早承担起的家庭重担，也是他最早懂得，刻骨铭心，身体力行，并成为他后天事业行为中一以贯之的名言准则之一。
正因为过早地感悟到人生不幸，才使他比一般人更懂得人间冷暖，更懂得天赋人类生命生存权是人的基本权力。也正因为如此，才使他更加懂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合理内核，而不像其他同样是在饥饿年代中成长起来的人，不但以高谈阔论为己任，而且还自觉不自觉地把真理混淆于张牙舞爪式的说教。
在他看来，一个人生命价值的体现，不但在于使自己活得好，更在于能否使自己周围的人与自己一道活得好，不但在于自己吃得饱，更应该使自己的同类吃饱，这不但是他在童年便发现的人类最伟大真理，也是他在人生追求与奋斗中，最早刻入骨髓的价值观和终其一生追求的信条。这也便决定了，他把能否为他人生活得更好，看成是衡量自己追求与奋斗是否有所成就的尺度；把创造财富，看成不但是一切真理中最伟大的真理，而且是践行一切真理的基础。
游东方的母亲没有分享到因为儿子的成人给她带来的物质幸福，精神慰藉，便离开她一直留恋的这个引导人们追求崇高理想，全人类解放，却连基本温饱都不能解决，反而以饥肠辘辘作为实现伟大历史使命代价的疯狂世界。她百思不得其解，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还不算苦，世界上竟然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盼望着获得翻身解放了的每天在饿肚皮中你争来我斗去的阶级兄弟姐妹去解放他们。直到死神来召唤她，她也没弄明白，她为之憧憬奋斗的美好生活原来就是这样？获得解放的人民为解放付出的代价，原来就是要站着饿肚子不算，还要愈饥饿愈奋发，愈站得直挺挺。
与此同时，另一种异样的声音，也在干扰她那渴望精神食粮滋养的精神，和同样渴望物质食粮聊以充饥、缓解那仅限于生存需求，而坠入歇斯底里深渊的精神。与歇斯底里抗争的她，仍然还是在苦苦挣扎中，试图寻找到她灵魂的本质，完成灵魂的复归，而歇斯底里的主体精神，不但干扰她的美好愿望，愈发驱使她柔弱的个体精神，更加歇斯底里，使她所渴望的寻找到她灵魂的本质，完成灵魂复归的愿望变得越来越渺茫……
“狂风可以吹倒巨大的石头，却吹不倒革命战士的意志。泰山只能压弯孬种的软骨头，却不能压垮革命者誓死如归的精神。珠穆琅玛峰可以改变河流的走向，却不能动摇革命战士的前进方向。就算是饿死了也直挺挺地站着，才不愧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坚强接班人。既然中国人连死都不怕，就别说被饿疯了，你的病因来自革命意志不够坚定，坚定者，就算是饿死了，也不会疯。如果说是被革命饿死了，那一定是死得高尚，死得其所，而被革命饿疯了，那一定是疯狂的卑鄙，疯狂的卑鄙比卑鄙的疯狂还卑鄙。革命者宁可被饿死，也不能被饿疯，你既然是被革命饿疯的，说明你一开始就是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就凭你这个小样，也配到马克思那去杂志到，去马克思那杂志到的只有精神抖擞的革命斗士，而绝不是革命的同路人，就更别说晚景不保的阶级异己分子了。
你只是后来才知道，无论是八年抗战时期，还是再加上所谓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也没有在那个洪流滚滚，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死得人多。至于你之所以没有遭遇过那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同程度地遭遇过的充满灰色的童年，不仅得益于你父辈是当年的所谓“糖豆干部”，而是因为你生长的地方有一个堪称人民公仆的县委书记，所以才没有一例饿死人的事件发生。据说，他搞了个“粮食两本账”，一本交给上级，一本存档，若干年后东窗事发，他还因此而受到党纪处分，理由是，他当年以欺骗党为代价而施惠于民。为此，他只是淡淡地说：“如果不搞两本账，是要饿死人的嘛。”据说，这个县委书记就是因为搞了“粮食两本账”，不然凭他的能力和声望最终肯定干到省部级。对于这样的人物在那个年代的特殊表现，恐怕那个县的县志也不可能把有关“粮食两本账”作为大事记记录在案。你就此而发两三百字感慨，只是由于对我们的父母官，在丧失良知的年代，没有因为怕影响向上爬而不得不昧着良心“听召呼”而又美其名曰：迫不得已（当年出于迫不得已而丧失天地良心后来身居高位者多多矣）。所以，这样的父母官，不能不让你投之以由衷的感念之情。所谓历史往往是由成功者来书写的，无数帝王将相功成名就的宝座下无不浸透着老百姓“不值得一提”的血腥味。
作为人民一员的母亲，被疯狂政治人为地逼疯了，固然可怕，但是，疯狂政治一旦被比疯狂政治本身更疯狂的疯狂“政治主体”变成唯我独尊的具有某种个人行为色彩的疯狂专利品，代之以人为的违背自然规律加速器，必然会形成不以长官意志为转移的“运动规律”偏离既定的常轨，而人为的违背自然规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打破运动规律的加速器，一旦偏离既定常轨，必然会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破坏掉疯狂“政治主体”的任何疯狂遐想，所以，被捆绑在疯狂运转中的疯狂政治机器上的无数个体，在疯狂时代的疯狂表现，远比疯狂“政治主体”领导下的疯狂政治主体本身更可怕，因为它不但会在疯狂运转中更加疯狂地打破一切常规，不记任何恶果，是的，既然在疯狂“政治主体”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