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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里悲剧的宪政缺陷
近几年，“宪政”成了诸多媒体最为喜欢的一个“新词”。留意刚刚闭幕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民间舆论自况的报章，大多使用了这个100年前受中国报刊宠爱的“旧词”。好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欣慰于这个体现媒体宪政自觉的好现象。如果没有“黄万里反思”现象的出现，我的这份良好的感觉，还会延续下去。
关注报纸读书版的人们，可能早就注意到，*山西省委党校赵诚先生的传记作品《长河孤旅——黄万里传》，不仅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激起了罕见的波澜，也受到知识分子气质浓郁的媒体的追捧。实事求是地说，就文本价值而言，这本传记并没有多少让人惊讶的突破。身处媒体圈中，我晓得媒体的兴趣，不在于黄作为黄炎培二公子的出身，也不在于他是拿过美国博士学位的清华大学教授，给人震动的是他敢说真话的勇气，卓尔不群的独立精神。 黄是位3年前谢世的先人。喜新厌旧的媒体热炒一位故人，委实因为这位故人的故事，还延续在今天的现实中。
2003年，渭河流域发生5年一遇的小水，却酿成50年一遇的大灾，受灾人口500多万，直接经济损失80多亿元。无论是陕西省，还是中国水利部，均有官员指称渭河水灾祸起三门峡水库。惨痛的灾祸让人想起当年的黄万里。据赵诚的传记，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设计的治黄规划和三门峡水库上，黄一个人孤独地反对三门峡建坝，并因此步入坎坷。
我以为，媒体对黄万里的青睐，和最近两年来中国的水灾，以及大坝“跃进运动”息息相关。反思渭河水灾的报道尚未结束，年初香港《明报》爆料说，引起邻国不安、招来内地学术环保界非议的云南“怒江13级水坝工程”，被国务院总理*喝停。正是一个个关于建大坝的公开新闻和坊间传闻，加剧了民间立场的媒体怀念黄万里的心情。善于“叶落知秋”的媒体，借此曲折地表达了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立场。
本来，媒体的努力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但媒体对黄万里悲剧的反思，过多地集中在道德层面，远离公共事务决策机制这个更为紧要的话题。两个多月过去了，媒体上以书评方式反复出现的反思主题就是黄万里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三门峡水患事关公共利益的决策机制，媒体一味地激辩士大夫精神，未免舍本逐末。
个人以为，我们对黄万里的反思应当着眼于科学*的决策机制，这是宪政国家必不可少的内容。过去，我们的大坝工程看上去是科学家决策，实际上却成了政治家决策。遥想当年，毛泽东时代的三门峡水库之所以能够快速立项并上马，委实离不开“圣人出，黄河清”的封建思维。最近5年来，不少人在讴歌三峡工程的时候，依旧不约而同地从孙中山的理想和毛泽东的诗歌中，寻找“立论依据”。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反思的东西。试想，为什么黄万里始终是一个孤独的反对派？为什么黄万里总是不停歇地给政要们“上书”？一个公民社会，是不需要“上书”这样的封建社会的行为方式的。
很遗憾，媒体的反思大多与公民社会、代议制无关。说得偏激一些，大家在反思中不停赞叹的士大夫精神，恰恰是我们不提倡的。数千年来，“文死谏，武死战”一直是有道义的臣子们信奉的为官准则。冒昧地说一句，我们对“死谏”这样的士大夫的精神的赞颂，潜意识中是我们挥之不去的臣民思维在作祟。
人在利害面前，多是趋利避害的。当年，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佛思案件一怒而著《我控诉》时，不同样是“千人诺诺，一士谔谔”吗？人性向来如此，高尚者只是少数，卑劣者也是少数，惟有内心存留正义但选择沉默者是大多数。左拉的愤怒最终在个案上赢得了胜利，不是因为他的道德，而是因为相对于今天固然落后但彼时却最为先进的宪政体制。
媒体想拿黄万里说事儿，不能一味地申述士大夫精神，嘲弄曲意承上者塑造的昆德拉式的“玩笑”。重要的是，要认清黄万里人生悲剧的宪政缺陷，恢复每一个人作为公民的尊严。
“零距离”：让新闻回归民间
我们认为，让电视新闻从高高在上的神坛上回归民间，让电视媒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是“零距离”的一个重要贡献。毋庸讳言，就中国传媒生态的整体性而言，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大众传媒在新闻制作这个层面，依旧没有实现大众传播的美好期待。虽然在精英阶层具有影响力的传媒和节目正在快速成长，但它不可能摆脱在小众范围内传播的窘境。“零距离”持续攀升的惊人的收视率，在一个纸媒体当道的城市，为大众传媒的大众性画了一个无限接近的“圆”。他们在实践中开始的具有指标性意义的技术创新，使“大众传媒是大众的传媒”成为可能。他们邀百名摄影师千名线人加盟节目，不仅从技术上拓展了新闻信息源，还从效果上提高了传媒人期待已久的公众参与度。他们在技术上让60分钟的卫星直播首次在新闻节目中成为“常态”，让国家大事和百姓遭际，以更为快捷的速度、更为新鲜的质地抵达普通民众，从而满足了大众在第一时间了解真相的欲望，极大地实现了大众吁求已久的知情权。
我们认为，“零距离”以平视的目光，将媒介的底层关怀真正送给了底层民众。他们以民生电视新闻模式，张扬了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他们制作的是民生新闻。大量报道发生在百姓身边的新闻故事是“零距离”最显著的标志。我们发现，官方活动和会议新闻经常被压缩在屏幕下方以滚动字幕的形式出现。在一个以周为周期的随机抽取的时段内，170条新闻中，负面和批评新闻多达93条。他们像市民的孩子一样，进入了市民生活。他们在两年的坚持中，道尽了那个城市的底层愿望和困厄。他们对百姓投诉的诚实态度，最大限度地表达了底层生活原生态。
我认为，“零距离”同时实现了传者和受众的政治关怀，并成为民众和政府之间良性互动的润滑剂。迄今，我们还没有发现，除了南京，还有哪个城市的人们在晚上7点这个黄金时段，将眼球从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这样的时政社会节目中，转移到当地的新闻节目上，从而使得强势话语权在握的中央电视台感到危机。我们今天还难以完全洞悉“零距离”的出现对公共服务媒体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但我们相信他们的意义非凡。没有哪家公共电视台会怠慢时政新闻，也极少有哪个能走出“规则决定命运”的峡谷。我们发现，当大多数传媒机构在非批评即表扬的二元困境中嗟叹时，“零距离”找到了“第三条道路”，寻求到舆论监督和政治昌明并行不悖的出口，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搭建了一座半*化的桥梁，进而给民意一个畅达的渠道。“长江大桥的收费站该不该拆？”“南京地铁列车应该是什么颜色？地铁票价多少才算合理？”“零距离”让民众的意见最终上升为政府意志，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民意的公共价值。他们以一种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赋予全体市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权力，让媒体真正为公民所享有，而不仅仅是让希望便于管理的统治者或者谋取个人利润的商人受益。
我认为，“零距离”业已成为仰仗于官方资源成长于民间社会的非官方非民间的第三方力量，成为一个多元的交换公众意见的平台。他们没有像精英传媒和精英人物那样抽象地讨论公正、自由乃至*这些概念的含义，却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和新闻自由的到来，准备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先决条件。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底层关怀和政治关怀，都是在妥协中取得的。但是，在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智慧的当下，我们没有理由笑话“零距离”在前进中表现出的妥协性。相反，他们还会在以下问题上给困惑中的中国传媒以启示：如何以知识分子不太习惯的商业利益，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共利益？如何谋求新闻技术和思想上的创新，从而让大众传媒从天上回归人间？如何让我们从自以为是的窠臼中解脱出来，放弃那些似是而非的伪问题，讨论真正关乎民生的真问题？如何将“民众是大众传媒的主人”，从呼喊多年的口号落实成行动？
我认为，“零距离”或许会在往后的商业竞争中陨落，但她的先锋姿态，永远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