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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鸿与薛斐尔在天津会见。最后，李鸿章答应派信使带一封相当起作用的信，帮薛斐尔进入朝鲜。但是由于当时美国政府仍坚持通过日本与朝鲜定约，薛斐尔不得不返回美国，准备说服政府改换渠道。
就在薛斐尔离开远东返回美国前后，李朝政府的外交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到了1880年10月初的时候，已经决定与美国订约。
迫使朝鲜转变对西方国家政策的基本动力，是日本对朝鲜压力的加强，大清国李鸿章的劝说，以及朝鲜逐渐沦为日本独占势力范围，所引起的对朝鲜社会生活的巨大震动。
从江华条约缔结到l882年，朝鲜的对外贸易一直把持在日本手中，由日本商人输入到朝鲜的商品急剧增加。他们利用无关税贸易、日本国货币在朝鲜开放港内自由流通等特权，迅速地控制了朝鲜的金融，1878年，日本第一银行在釜山设立了分行，在元山、仁川、汉城、木浦、南浦和群山设立了支行与办事处；1881年，日本第十八银行在釜山和元山设立了支行。
通商口岸开放前，在1875年度的朝日贸易额中，朝鲜对日本的出口额为73450元，来自日本的进口额为45271元，进出口总额为118721元。在通商口岸开放后，1881年度的朝日贸易领急剧增长，朝鲜对日本的出口额为806000元，来自日本的进口额为1148000元，进出口总额为1954000元。这就是说，贸易总额约增长了约26倍，尤其是朝鲜进口商品总额增长了约26倍。虽然当时日本资本主义还主要处于转卖欧美商品的阶段，但是，无论是欧美商品或是日本商品，这种资本主义商品一经流入朝鲜，都起到了破坏朝鲜封建经济的重炮作用，从而使一直依附于自给自足封建经济的朝鲜人民的生活日趋贫困。
同时，日本还很快地垄断了朝鲜的对外出口。日本以不等价的交换方式，从朝鲜大量进口农产品和矿产品，明显地带有资源掠夺的性质。
综上所述，至80年代初期，朝鲜不仅成为日本和西方工业品的销售市场，而业成为日本的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的产地。
同时，朝鲜开国及其经济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客观上刺激了朝鲜民族工商的发展。开港后，朝鲜的商业发展迅速，商业资本的积累增加很快。于是，朝鲜出现了一批有名的巨商，朝鲜社会中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阶层不断扩大，传统的封建社会近一步解体。
朝鲜经济与国际市场相联系，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和信息量，促进了沉睡的人们逐渐觉醒，朝鲜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形成。朝鲜政府开始争取修改不平等朝日条约的免税贸易条款，以维护朝鲜的关税自主权。
同时，日本政治上对朝鲜的影响在步步加强。例如日本通过开展邀请朝鲜绅士访问团和招待修信使外交，在朝鲜社会上层培植亲日势力，派遣日本军人训练朝鲜新式军队——别技军，以控制朝鲜的军队等等。所有这些措施，都在于增加朝鲜政府各权力机构的亲日倾向。但实际上，日本以奴役朝鲜为目的的政治外交与经济扩张，只能促进朝鲜社会的民族精神，助长朝野中有识之土努力寻找排除日本威胁、争取民族独立的途径。
作为高宗十七年日本开展朝鲜修信使招待外交对象之一的金弘集，则扮演了引导朝鲜国王走向了“以夷制夷”的外交道路，给朝鲜政治外交史以很大影响。
1880年，为解决日韩间仁川开港、禁输米谷与改正海关税则等悬而未决的问题，礼曹参议金弘集率领朝鲜使团离开汉城，抵达东京对日交涉。交涉失败之后，曾多次访问中国驻日公使馆，与清政府驻日公使何如璋、公使参赞官黄遵宪就国际大势、朝鲜的外交政策诸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
之后，何如璋命黄遭宪撰写了《朝鲜策略》一书送给金弘集。《朝鲜策略》是清政府内李鸿章、丁日昌与张之洞见解的综合，主旨为，利用欧美诸国对朝鲜的利益均沾政策，抵制俄日两国的侵朝企图。清朝出于一己之私，在《朝助策略》中提出了“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的路线主张。
明成皇后9（6）
但时金弘集对黄遵宪的见解产生了强烈共鸣，认为朝鲜的锁国制度既然已被打破，就不能回避与欧美列强开始国交；而且列强的利害也未必—致，痛感朝鲜为本国的和平和利益计，必须确立适当的外交政策。
金弘集回国之后，立即将《朝鲜策略》和自己撰写的《修信使记录》上呈高宗，建议联合列强对抗俄国。高宗为此事召见了重臣，以领议政李最应、左议政金炳国为首的内阁重臣
们全无异议，一致认为依目前国际情势判断，朝鲜孤立已不可能，决定以通交、柔远的方针对付列强。
朝鲜政府派密使东渡日本，请清驻日公使何如璋出面斡旋，与美国通交。何如璋遂访问了美国公使平安，并向美国公使“出示了将由朝鲜提交美国的条约草案”。但是，由于平安没有得到华盛顿的授权，末接受何如障的提议。到了1880年末和1881年初，朝鲜国内爆发了大规模反对仁川开港和指责《朝鲜策略》的儒生与保守派官吏的上疏运动；他们弹劫金弘集，攻击“主和护邪”重臣，直至国王高宗。在这种情况下，1881年初，朝鲜政府以派员来华学习武备为名，携领议政李最应书函向李鸿章转达欲与欧美立约之意。
朝鲜政府碍于国内局势，一直欲藉中国之力，请中国代为主持朝美签约事宜。从1881年3月至《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字前夕，李鸿章坚持要朝鲜派全权代表直接与美使谈判，但是，高宗和执政大臣顾忌国内政局变故，始终不肯派出全权代表，李鸿章遂代为拟订朝美约稿十款，作为与薛斐尔会谈的基础。
会谈在天津举行，由于戴着“援助者”、“保护者”假面具的美国代表，顽固策划要把最大限度能满足自己侵略目的可能性，规定在条约之内，会谈旷日持久。
在谈判过程中，争论最多、立场对立最尖锐的问题是有关清廷与朝鲜李氏政府的关系的条款。清廷担心以传统的封建宗藩关系为表现形式的中朝紧密联系被打破，会损及两目的根本利益，想把当时仍在维系着的中朝关系现状的明文列入朝美条约第一条。因此中朝方提案第一条有“中国属邦、政治仍得自主”的字样。这种作法的目的是，想通过这种“不粘不脱”的传统关系，建立一种反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联盟。因此，这种关系既不完全与传统的、封建的宗藩关系相似，更与西方列强强加于殖民地保护国的宗届关系的强性质不同。当时，美国驻华代理公使已敏锐地发现这后一种差异的性质。因此，薛斐尔故意不在条约中加入此类文字。
薛斐尔在谈判中态度蛮横，坚持要把一系列不平等条款加于朝鲜，为此，他不惜使用武力威胁。在一封信中他写道：对中国和李鸿章来说，唯一受到重视的呼吁和辩论就是武力，因此我们的政策应该专以美国利益为准绳，并以他们所懂得的论证——武力、压力，而不是劝解，来予以推行。在薛斐尔的压力下，李鸿章终于放弃了第一条的争论部分，条件是“于立约后设法声明”朝鲜政府与清廷的传统关系。薛斐尔未加反对，但也不正面回答。
整个谈判过程中，李鸿章与其助手始终与朝鲜使者金允植保持着紧密的接触和协商，在中美代表会谈期间，中朝双方先后进行过六次会谈。同时，李鸿章继续要求朝鲜政府，另派大员与薛使商办，但朝鲜专使行动迟缓，当他们尚在去天津途中时，天津预备会谈已经结束。
高宗19年（1882年）5月20日，朝鲜全权大臣申宪与美国全权代表薛斐尔在清朝官员马建忠、丁汝昌的参加下，正式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最后签署的文本，除增补禁止仁川港出口米谷一条外，其余基本上维持了天津协议的条约稿本。
《条约》全文14款，其中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