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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在逃兵中的杨倬云见势不妙，赶紧对营长廖五章说：“快，快拿出银元。”
廖五章负责守军的银赏管理，不知军团长是何意，杨倬云急了，踢了他一脚，说：“快，快给每人发3块‘拼命奖’。”
这时，廖五章才明白过来，赶紧取钱“发奖金”，可是，他没发几个人，就腰部中弹，由两个士兵挟持着，走了几步就倒地毙命了。
杨倬云见阵地已丢，营长中弹身死，就策马往关上逃，可是，走几步，猛抬头一看，见关上已红旗招展，大风吹得它在“呼啦啦”的飘着，这唬得他不知所措。原来就在2营血战时，274团另一个连迅速猛从西侧插入，夺了关口。这一下退路被堵死了，杨倬云急得汗水流得把军装都浸湿了，带着几名心腹随从逃往营盘嘴。但是，后面陈康率领2营紧追不舍，杨倬云前面又是数十丈深的悬崖峭壁，结果陷入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最后，他无可奈何地一咬牙，纵身跳下了险崖，竟一命呜呼了！
4月2日黄昏，剑门关之战结束，守敌四个团被全歼。
剑门关战斗结束不久，陈康就被调任为副团长。2营仍然经常作为王树声副总指挥直接掌握的预备队，出雄关，奔江海，翻山渡水，斩关夺隘……这一仗，胡宗南又没有“大展宏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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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胜利会师后的苦难历程（1）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夹金山胜利会师。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后，党中央在毛儿盖会议上确定集中主力向东向北发展，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议。但是，张国焘野心勃勃，阴谋分裂党和红军，结果使得胜利会师的红军又陷入了一场苦难之中。
（1）
自从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会师，一直是红四方面军将士艰难苦战的执著目标。
在两军会师前，红四方面军10万多将士上上下下都以为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红军兵强马壮，人多势众。
为了迎接胜利会师，在讨论会师口号时，政委陈昌浩提出说：“就用‘欢迎30万中央红军！’，简简单单，也把我们的心情表达至尽。”
“恐怕中央红军没有那么多，还是留点余地吧。”
总指挥徐向前认为毛泽东和朱德受到蒋介石的万里“围剿”，难有30万的大军，于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他的意见却遭到了张国焘的反对：
“不要灭自己的威风，长蒋介石的威风嘛。就用这鼓舞士气！”
这时，除徐向前外，红四方面军将士大多数是鄂豫皖和川陕苏区土生土长的，没有出过苏区，因此个个都相信中央红军有30万兵马。对此，张国焘也不断进行“宣传”。
一次，他告诉王树声说：“中央红军不仅有飞机、大炮还有坦克。”
王树声听罢这话，说：“我们在鄂豫皖根据地时还有过‘列宁号’飞机，中央红军有飞机大炮有什么奇怪？”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王树声都对红一方面军的实力没有怀疑，更别说其他将士了。结果，在这次会议上，陈昌浩提出来的口号没有因徐向前的异议而修改。
会后，红四方面军把“欢迎30万中央红军”的口号刷得到处都是。
在两军即将会师的时候，红四方面军战士们兴高采烈，相互开着玩笑说：“中央红军30万兵马，飞机、大炮、坦克什么都有！哪像我们呀！”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夹金山胜利会师了。
可是，当红四方面军将士见到红一方面军时，发现经过长征来的中央红军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人马哪有什么30万？连三万都没有，两万人马都不到！相反，红四方面军的人马是中央红军的5倍多。眼前的现实和原来张国焘他们的宣传相距甚远，四方面军的将士们不禁大失所望。
而张国焘听说红一方面军人少马瘦，一反原来的态度，张狂起来。在与毛泽东和朱德等见面时，他飞马奔来，马跑起的泥水都溅到了毛泽东等人身上。随后，在与毛泽东等人交谈中，他说话吞吞吐吐，含含糊糊，连四方面军有多少人马都不肯说出来。
最后，张国焘暗中起了歪主意，野心勃勃，开始分裂党和红军。他对红四方面军将士说：
“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时，有30万大军，现在还剩下多少？才一万多人，而且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缺兵少弹！”
他把中央红军2万多人又减了一半。接着，他又煽动不知情的战士们说：“我们从鄂豫皖苏区出来时，只有两万人马，而现在呢？10万雄师，兵强马壮。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他们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把红军搞垮了！”
许多红四方面军的战士都被张国焘搞迷糊了。张国焘见阴谋得逞，不执行中央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议，拉起队伍南下，要去“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
（2）
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
会议在一个喇嘛庙里举行，会场上，张国焘挂起了一条横幅：
“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
在会上，张国焘大谈特谈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说北上行不通，要南下建立根据地。张国焘打仗不行，搞小动作，玩阴谋却有一套。在他的花言巧语下，会议通过了“决议”，诬蔑党中央北上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南下是“进攻路线”。当张国焘挑起红四方面军和党中央的矛盾，大肆进行分裂活动时，红四方面军大多数将士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关系到红军前途命运的“路线斗争”，相反却被张国焘蒙骗了，连王树声等高级干部也被他蒙蔽了，都以为党中央真的“路线错了”。红四方面军将士都是些硬汉子，对于“错误路线”自然敢于进行斗争。
7。胜利会师后的苦难历程（2）
一天，王树声见到红一方面军第9军团长罗炳辉。
此时，罗炳辉手下只有一个营的兵力，王树声当面奚落他说：“你当什么军团长？要是我，干脆当个营长算了。”
罗炳辉是红一方面军的一员有名战将，闻听此言，面红耳赤，没有回答他就走了。
事后，红15军军团长徐海东听说此事都觉得不好，说王树声：“你当年在木兰山时，31人叫91团。你31人叫一个团，人家一个营不正好是一个军团吗？”
王树声瞠目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
（3）
为了达到南下分裂的目的，张国焘又提出了一个口号：“打到成都吃大米，打下成都过新年！”这个动员口号对于以四川兵居多的红四方面军将士来说，很有诱惑力和号召力，于是，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率领下背弃中央的决议，直向川西平原而去。
在一派混乱之中，红四方面军31军军长余天云出事。
在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几乎是不搞思想教育的。他有个特点，奖罚都是以他个人的名义进行，他要奖励哪个干部，把他叫到他那里去，陪他住几天，住在警卫班，出来以后就是提拔；对犯错误的干部，他也是照这个办法，叫他到他的警卫班住几天，若是态度好就从轻处理，若是不好就送保卫局。红四方面军干部多数文化水平很低，张国焘这样做的结果是，部下打仗很勇敢，但作风较粗鲁。这次许多人听信张国焘“中央路线错了”，其实，也是与红四方面军一些人政治素质不高有较大关系。
31军军长余天云就是这样一位打仗勇敢而素质不高的红军青年将领。
余天云是湖北黄安人，参加过黄麻暴动，1928年入党。在鄂豫皖时，他从班长做到排长、连长、营长，由于作战勇敢、战功卓著，又担任过红4军36团团长，后升为红11师师长，1933年提任为30军军长。余天云年纪轻，文化太浅，阅历又有限，性格刚烈，争强好胜，受张国焘的影响，因此有军阀作风，打仗不怕死，也不讲究战术，喜欢硬拼，他参加过多次战斗，几次负伤。
1934年年底，21岁的余天云调任31军军长。张国焘南下后，因为31军93师274团前任团长周时源在两军会师时，出于对朱德总司令的热爱，把自己在川北千佛山阻击战中缴获的一个红毛骡子送给了他。在阿坝时，余天云听说此事大骂周时源，并派人揍了他一顿。然而，张国焘南下，政令与中央不一致，致使各军师下面的许多工作都不好做，余天云于是有时发泄几句不满。这一下引起了张国焘的注意，他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