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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显然乌里的去世并不完全是意外，那天早上他就感到胸口疼痛，然后咨询了一位在基布兹生活的军队医疗员。年轻的医生遗漏了一些症状，并没发现我41岁的兄弟有什么生病的迹象和身体不适。因此，乌里也就没在意，接着出去做了一整天的景观美化工作，然后赶到泰尔海参加基布兹管弦乐队的彩排，其中他演奏单簧管。乌里一直热衷于提升自己的健康，他从离基布兹两公里的地方下公车，这样就能跑两公里到家。在年轻人组织的游泳比赛中，乌里好胜心极强，压根就没打算给基列一点点机会。确实，他那天早上感觉到了疼痛，但医生告诉他不用担心，然而意外就这样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当需要紧急救护时，住在黎巴嫩边境就显得非常不方便，离急救中心太远了。
那一年，我31岁，有两个孩子，进入了而立之年。成年以后，乌里和我走得越来越近，也成为了好朋友。当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对他来说我太小了，之后他又从家里搬了出去。我们都成年后，10岁的差距也就消失了。我们在彼此的关系中找到了自己合适的位置，我们是兄弟，也是朋友。他的家人经常欢迎我和弟弟阿姆农去他家做客，我们在基布兹度过了很多的假期，并经常在那里一起庆祝家庭聚会。假期里，我们有时围坐在一起，讨论一些与伦理、道德、平等相关的严肃话题，这些后来都成了家族的传说。乌里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我可以看到灰色领域，而在他眼里只有黑与白。我们俩喜欢激烈的争辩，而其余的家人在享受甜点的同时，耐心地看着我们唇枪舌剑。偶尔，他有事的时候会来特拉维夫，我们彼此会面，享受待在一起的机会。现在，突然之间，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再有了，乌里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么年轻就去世了，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意想不到、非正常的方式，想着真令人痛心。他像我们的父亲一样死于心脏骤停——真是个可恶的词。
那种父亲去世后让我无法摆脱的愤怒，那种隐藏着巨大悲痛的愤怒，变得愈发深刻、愈发强烈。我觉得我会爆炸。为什么是乌里？该死的，为什么在这样的年纪？世界上还有公平吗？我不是一个狂暴的人，但我能感觉到心中那种暴力的倾向，一种粉碎、破坏和损毁的冲动，我指责天地，指责父母。也许我很生气爸爸把心脏病遗传给了乌里，也许我对母亲很生气，因为她没有预兆地抛弃了我们。我不再去拜访他们的墓地。不论是马蒂亚，还是孩子们和阿姆农，没有人可以安抚我内心的愤怒，这种愤怒在我身上潜滋暗长，但又不得不被深深隐藏。
从表面上看，生活恢复了正常。我照顾乌里的家人直到后事都安顿下来，并且经常去看望他们。即使我专心照顾柏卢丽雅和他们的五个孩子，那种令人不快的悲痛却还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我像往常一样继续工作，更多的时间在伊朗度过。当那里的海军项目成功完工后，我们在伊朗拥有了无限的机会，很多商人想建酒店或游艇俱乐部，因而业务订单开始源源不断地涌来。我们办公室已经积累了很多有关文化传统、地形特征、定价体系以及运用合适材料方面的知识，也结识了很多当地的承包商。我甚至建立了一个原创性的计算机模型来评估给定项目的可行性，即EO——经济学计算机模型。定量分析已经成为我擅长的专业领域，而这方面的需求也在增加。
我的一些工作由埃坦…戈申的雇员代理，但我的经济效益核算工作则由梅伦博士协助，他是数学模型的专家。梅伦曾访问过伊朗一两次，他是为我工作，而不是为丹。我们指派了一个土木工程师——拉凯利和我们一道以安纳夫系统公司的名义，作为一个独立单位来运作。我们的小团队在大型项目的管理和运作上获得了大量的经验，同时，那一段时间也获益颇丰。这是对我们必须忍受的艰苦生活条件的补偿。阿巴斯港和蒂朗海峡的沙姆沙伊赫大约在同一纬度，说它的天气条件像地狱一般，还算是保守的。在停车的时候，车里必须开着空调，否则当我们回来时，我们会被烫得无法触摸方向盘。
虽然自然条件是难以忍受的，但是商业环境却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即便是对安纳夫系统这样的新公司来说。许多以色列人在伊朗崭露头角，尤其在灌溉系统、石油开采、军事装备供应等技术层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感觉就像在自己家乡一样，带来了自己的家人，并建立了一所学校，在那里孩子们可以继续学习以色列的课程。
但并不是所有发光的都是金子。1976年，伊朗开始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国王下令控制物价进一步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国王的法令的确延缓了通胀，但也得归功于少数人发挥了创造性思维，他们不去提高价格，而是减少他们供货的规模和数量。
这一策略可能在某些领域是可行的，但在房地产行业行不通。商人可以减少牛排的尺寸，但在房地产领域，“牛排”的尺寸是固定的，那么一旦发生通货膨胀，房地产的价格必然会上升。在三个不同时期出售的公寓可能会有三个不同的价格。但国王颁布了法令，要求没有通货膨胀，那么普通百姓应该怎么做呢？
你肯定不能去做违法的事。国王有他慷慨的一面，但他毕竟是专制君主，如果你不遵守他的法令，那么只有死路一条。你所能做的就是引进外国经济顾问，如安纳夫系统，针对不同时间购买公寓的不同人群，制定公平的估值方法。包括国王在内，不管任何人说什么，在工程必须要完工、买房者需要搬进来住的时候，价格一定会慢慢地爬升。在安纳夫系统，我们采纳建议，分析了成本和价格的变化，界定了总共七组不同人群，并为每个组计算了建设成本以及其他费用。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占项目成本4％的部分我们无法解释。无论我们如何计算盈亏，当我们加上砖块、灰浆、门、空调等各种成本，其总额总是少于合同价的4％，这4％似乎是消失了。当我们问及客户这个难以捉摸的数字时，他们回答说，我们应该保持沉默。如果我们重视自己的面子，就不要想去了解更多关于伊朗监狱的内幕，我们不应该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他们敦促我们从头再来，重新核算一次，并做出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结果。俗话说，入乡随俗。我们就按要求做了。
伊朗是我有外国工作经验的第四个国家。在每个国家我都得到了更好的全球视角。1965年，作为一个学生交流计划的一部分，我航行到雅典、热那亚和巴塞罗那，然后坐最便宜的火车去马德里。那一个月，我住在一家青年招待所，在一个天然气加工厂——丁烷公司工作。在臭气冲天的生产线工作一天后，我礼貌地问我能否去办公室工作。在那里，用他们的电子制表软件，我绘制出各种简明的图表来帮助他们做出决策。
在以色列理工大学完成我的课程后，我和同学丹·罗森斯特鲁马前往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和意大利旅游，直到花光所有的钱。1969年，我和马蒂亚去欧洲度蜜月，我们住在青年旅馆，不去大的饭店吃饭，也没有其他奢侈消费，不过我们尽量利用时间游玩，因为在当时我们还不能负担经常出国旅行的费用。
从旅行中，我开始意识到，如果我想在一个大的世界中获得成功，我必须先熟悉它。我父母那一代几乎没有出过国，我父亲在犹太旅团服役期间曾去过意大利，而马蒂亚的父亲是政府官员，偶尔会去欧洲出差。我和她的母亲则是在到了以色列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犹太复国主义的信仰是最好在祖国旅行，不要受到国外其他地方的诱惑。我父亲去世后，马蒂亚和我出过三次国，有一次是去美国旅行。我第四次出国是到伊朗，只不过，这次我不再是一个度假中的学生了，而是一个私人公司的老板，是一个独立的生意人。
直到1979年2月1日，那是伊朗革命爆发的日子，我们以色列人一直认为伊朗执政党非常稳固。伊朗革命让我们不得不未雨绸缪，我们沉浸在伊朗人好客的欢乐当中，开我们主人的玩笑，并为彼此创造财富。我们视野范围内没有一丝乌云。突然间，天空出现了暴风雨。一夜间，备受宠爱的以色列人四处逃命，瞬间从贵宾变成了难民。
我已经回到以色列了，但是我们的朋友及他们的父母一直在德黑兰工作，那是一个遥远的建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