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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学术界，我知道包括人文学科在内，中国有非常优秀的研究成果，但外国人不知道。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像北大有些文史哲类的教授，他们的成果要能变成英文的话，我想对提高中国学术的国际地位一定非常有好处，对于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也一定很有好处。
重要的是任何事都不要走极端。北大的教授应该有这个历史使命感，中国的人文学科的教授也应该有这个使命感，运用良好的交流工具，为向全世界弘扬中华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龙希成：有人不断强调我们的人文方面，包括中国人的信念、理念、价值等等具有独特的本土性，好象是只允许保护，不允许竞争，并且只有本土化，不能谈国际化。
张维迎：本土化是什么概念？本土化就是你要用全人类通用的方法，人类知识共同积累的那些方法去研究自己本身的问题，然后还要走向世界。如果每一个民族都只讲狭隘的本土化，每个省都有每个省的本土化，每个市，每个村都有自己的本土化，那根本就不会有统一的中国文化了。
我在商学院讲过，本土化和国际化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我觉得所有学术发展都是这样，都是本土化和国际化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你毕竟在中国，但是你又要在世界上争得你的学术地位。
龙希成：但有人担心，在经济、科技和体育领域或许都可以这么比，然而说到文化理念，从周到秦到汉、唐、宋一直到现在，我们中国人一直有自己的一套文化理念和规则，如果我们丢掉这套理念和规则，我们可能会沦为二三流，难以实现“世界一流”。
张维迎：我并不主张像这些东西都按同一个标准。但是我觉得，大学改革本身会刺激人们更好地去研究中国文化。我们没有任何要求说你没有用英文发表的东西就是不优秀的，我经常想到的就是我们北大文史学科的一些教授，如北大历史系的阎步克教授，他们发表的虽然都是中文文章和著作，但是真的是非常优秀的。
赵晓：我以为这里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看待理工科和人文社科之间的不同，以及在改革方案中如何体现这种不同。另外，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确具有许多独有的文化、价值、理念，和新加坡这样的小国不同，所以我们的大学改革理念也会和他们有所不同。这个不同如何体现在改革方案里面？其核心仍然是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些问题：究竟如何理解大学？如何理解一流大学？如何理解中国的一流大学？
张维迎：国际化我觉得永远不可能抹杀一个民族的一些特点，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古国，你不要担心它会被别的国家完全同化，没有谁有这个本事。从中国历史看，情况是非常乐观的，就是中国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非常强。可以说，越是走向国际化，中国文化就越有可能兴盛。
当我们提出“世界一流大学”目标以后，绝对没有否认中国本身的特点，并非外国人研究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我们只是说，你要按照国际一流大学的要求，在一些重要的学科领域，能被别人承认你是最优秀的。这在理工科方面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科学也要有相当成就，要走向国际，人文学科也并非完全例外。西方社会研究中国哲学时引用的书，最多的还是冯友兰。当然，我们研究的一些问题，国际上可能完全无兴趣，但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而我们要从学校整体学科组合的角度考虑，不能拿出单独的一个特殊学科来理解整个大学的改革，来理解整个一流大学的发展。
人文科学对中国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不重视人文科学是目光短浅的表现。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让真正一流的学者从事人文科学的研究。让我引用哈佛大学前校长陆登庭的一段话：“如果最优秀的大学都不能以一种开放和分析的方式提出与人类文化、宗教、哲学和艺术、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历史有关的问题，那么与这些生活重要方面有关的思想的发展与传播的使命，将会落到那些对于严谨的、不带偏见的和对探索性研究没有什么兴趣的人身上，结果会产生对事物认识上的严重分歧和需要对错误认识进一步澄清的必要。这是不能让人接受的。因为我们不能把在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开展教育的重要责任，推给那些并非倾心于最严肃学术事业的人和只关心信仰而不关心分析的人。”
赵晓：将来中国的一流大学跟国际上的一流大学相比，有些方面会相同，有些方面会不同吗？
张维迎：对。但是，北大如果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一定是拿出了许多具有创造性的国际水准的东西，并被世界认可。
第六章 大学改革与公共理性
原标题为“张维迎教授关于大学及大学改革系列谈话录（之五）”，载《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11月6日。
要建立一流大学，大学要靠他自己的品牌。对自己信誉、声誉的关注来维护它的质量，而不是用行政的办法去维护它的质量。政府注重从资金投入的角度来考虑怎么办好大学，而从机制和制度的角度进行改革才是核心问题。形成一个真正的学术市场和学术规范，才
会构建起中国一流大学的根基。中国的大学要有改革精神。知识分子的公共理性，历史与社会责任感在面对重大改革时更为重要。当讨论任何一种公共问题的时候，应该从公共理性的角度去讨论。对于改革的措施也是这样。要建设性地讨论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6。1 大学改革：教授与行政人员
赵晓：有人说北大现有的行政人员与教职人员比例太高，真的吗？
张维迎：关于北大行政人员与教职人员的比例，好多人有误解，大体上是各占一半，多不多呢？我知道在美国大学所有的雇员里面，教员人数与行政勤杂人员的比例在1∶4至1∶5。比如说斯坦福大学共有10445名雇员，其中教授和其他学术人员只有1714人，比例为164％多。
其实，一个真正的研究型大学，是需要庞大的行政性服务的。这个与谁重要没有关系。恰恰相反，正因为教授重要，才需要很多人为他服务。我们决不能形成一种片面的理解，说大学教授比例少，所以应该减少行政人员。一个大学里面，究竟谁占主导地位，不能以这个人数而论。从效率的角度，三个教授至少要有一个秘书。一个总统出国带几百人，你说总统不重要？正因为总统重要，他才需要那么多人。
中国的大学，目前主要的问题，并不在行政人员的数量，而在它的质量和服务。应该把焦点集中在行政人员是不是真正为教授、为学生服务这个问题上。
这一点又与政府对大学的控制有关。国家管制大学、国家给你拨钱、给你分项目，这些都要靠行政人员去争去抢，教授有谁愿去争的？所以自然就造成了有些行政人员的权力大。这就像企业，在企业里，销售人员说话的权力是比生产人员大，因为钱是从他手里拿来的，你没有办法。
但是这个框架还是可以改变的。大学的行政将来主要是服务。而要改为服务，体制就要改。
干不好的人，你就得走。这跟教授还不一样，行政人员是永远都不会设终身职位的。
赵晓：有人提出“学术民主”，你怎么看？
张维迎：“学术民主”，其实这个概念是错的。学术哪能“民主”？学术需要自由，民主是一个政治选择过程，不是学术选择过程。大家喊民主，但是不懂民主。好多该民主的地方不民主，不该民主的地方乱民主，那是不行的。当然，大学的管理要讲民主，但民主到什么程度，还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像哈佛，各个院系独立性很大，耶鲁大学各个院系的独立性就很小。各个学校的传统和文化不太一样，你要什么样的民主？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大学发展不能搞极端民主化。李远哲在台湾搞的大学改革就有问题。什么都是选举，一选举之后教授们不得不加入一个个党派，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现在台湾大学每个系都分成民进党、国民党、新党，都变成几派，把政治引入大学，这是破坏大学的举措，而不是建设大学的举措。李远哲在台湾搞的大学改革是失败的。他是从美国回来的，但他并没有真正理解美国大学的教育体系。
龙希成：行政勤杂人员没有服务好，是因为他没有按照职业化的标准和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