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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11）
特纳的边疆论文在构思时主要参考了更早的在大陆东半部分森林区域的边疆情况，假如不符合加兰或罗尔瓦格的悲惨或者挫败的故事那就很容易符合穿越密西西比河向西而遭遇的更大挑战。形成独特的美国个人主义以及特有的美国式民主——也许甚至包括警戒主义的暴力“民主”时，还要经历另外的严峻考验。但是假如这一经验和更早的边疆能够“解释美国的发展”（特纳1893年的文章不够资格称之为“解释”），那么这一经验实际上必须是有力的，因为美国社会有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远离边疆的地区，而且在这些地区还有相反的力量，它们不但由于人们最初与荒野接触而富有继承或地理转移的影响力，而且有解释力。在边疆之后，远在它“结束”之前——实际上，在大型放牛牧场、富饶的小麦农场、采矿公司和铁路的边疆，美国正在发展一个拥有一体化的市场和生产性、商业性和金融性机构的资本主义体系。这一体系是驱动和形成领土扩张本身的重要力量，但是它首要的地理表现是集中化而不是分散化。在西部扩张的古典时代，当穿越密西西比河向西的欧洲裔和非洲裔美国人口增长到1 600万人时，这个国家的城市和城镇中增加了2 000多万人（包括400万居住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人）。
这半个世纪的城市化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南北战争之前的20年期间（也许更精确地说是19世纪40年代早期经济恢复后的十六七年间），美国城市人口从不到200万增加到600多万，城市人口占整个国家人口的比例将近翻番，达到20％，而且官方承认的城市和城镇从131个增加到接近400个。在这之前和之后，上述人口变化是美国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增加，反映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活动在加快步伐，以市场为导向的农场持续融合到近处或者远方的城市市场，并且外国移民达到惊人的高潮，绝大部分是爱尔兰和德国饥荒、经济混乱和革命造成的难民。与早期差异较小、不那么绝望、数量较少的移民相比，这些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新”移民（爱尔兰人多于德国人）在更大程度上被迫在美国工业化的城市中寻找工作，并且他们不但增加了入境港口的人口，而且增加了内陆运河和铁路城镇的人口。无论外国还是本地出生的人，农村—城市人口流动的方向首先是向大城市，虽然小城市和城镇也在增加，但大城市获得了这一时期城市增长最大的份额。纽约在这20年增加了50万居民，而且令人惊异的是，短时间内恰在东河（East River）对面的乡村小镇布鲁克林成为全国第三大城市。这两个城市很快就融合成一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大都市。
在南北战争的10年间，城市增长在继续，到1870年，25％的美国人口居住在663个城市和城镇中。虽然有战争的破坏，里士满的人口在1860年到1870年间仍增长了1/3强，而亚特兰大人口则不止翻番。由于城市经济的产业核心部门的罢工，19世纪70年代的经济萧条对城市化进程的减缓作用可能超过了战争。但是到1890年，经过一个总体上繁荣的10年和另一个以城市为焦点的外国移民高潮，城市人口达到全国总数的35％，而城市和城镇的数目超过1 300个——自1840年以来增长了10倍。
这些全国统计数字相当程度上遮盖了地区间的差异。毫不令人吃惊的是，城市化在东北部地区以及中西部各州地带，即从俄亥俄州一直延伸到威斯康星州进展最快。在1840年到1890年，新英格兰、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城市和城镇居民比例从占地区人口的将近20％（已经比其他地区高出许多）增加到60％这一绝对多数。中西部各州城市居民从1840年的只有4％（当时这一地区的一部分还属于边疆），增加到1890年的38％。但是城市和城镇的发展还是局限在很小的城市地区。正如我已经表明的那样，越过密西西比以西，立刻出现一片广阔的区域和生机盎然的城市。在西部只有很少的城镇，并且这一现象实际上能追溯到一代多人以前，但是到1890年，全美国28个人口大于10万的城市中有8个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在1890年每4个西部人中就有一个是城市或者城镇居民。在东南部，波托马克河（Potomac）下游和密西西比河以东，是美国城市化程度最小的地区，在1840年只有的人口，到1890年只有不到1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和城镇中。然而，像巴尔的摩、华盛顿、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和新奥尔良都以不同方式扩展到这一区域，所以这一区域实际的城市人口比例要比数字所显示的大。而且，超越这些城市所及范围的城市增长的统计数字显示，甚至在美国最边远的地区，城市和城镇的人口增长也比农村的要快。 。 想看书来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12）
再次考察城市增长和城镇扩散有助于形成城镇和农村的生产、交换和日常社会生活惯例，这样才可能最好地理解这些统计数字的意义。我们能更有说服力地谈论这一时代的城市系统（或一系列这样的系统），以及本质上更城市化的社会么？很显然，城市、城镇、商业化农场以及其他乡下工业通过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在城市化更深入的东北部和中西部，但是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认为19世纪美国社会变化的主线就是人口聚集的密布网络和中心—地方路径呢？城市化把大量乡村美国人和移民带入大城市生活并造成无数的城镇和扩大的城市，使得周围许多没有必要进入城市的人也体验到了新的城市环境的力量。城市的发展是如何影响这些人们，它又是如何影响继续住在乡村美国的小社区里的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呢？
让我们对城市化地区人们的情况进行更仔细的观察，选择属于中西部俄亥俄州的11个县做简要的案例研究，这11个县大致位于城市化最普遍的范围广大的北部地区的地理中心，并且在1890年城市人口的剖面几乎与整个国家一模一样（见图）。11个县在适合种玉米的中西部构成一个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大约80到85英里，南北大约65英里。1890年这一小区域有13个地点在人口普查中按照城市地区计算：一个60 000人口的中等规模城市（代顿），一个有30 000人口的第二大城市［斯普林菲尔德（Spingfield）］，4个人口在 5 000到10 000的小城市［皮魁（Piqua）、齐妮亚（Xenia）、乌班纳（Urbana）和格林威尔（Greenville），按大小顺序］，以及7个大村庄（一个被归类为城市），它们超过人口普查定义的2 500人的城市地区界限。人口普查还列出了16个居民超过1 000人的村庄，还有多达57个不到1 000人的村庄。此外还有没有包含在内的村庄，都是非常小且人数只有几十人，人口普查中没有把它们从城镇人口中分离出来。
这是各种规模人口聚集的社区很好地点缀其间的一幅图景，有人也许会说这非常令人惊异，农村散布的模式是由它的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出生的殖民者带到这一区域的。6个最大城市中心间的距离从15英里到38英里不等，平均只有大约24英里。介于其间的是较小的中心，这样进一步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