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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4）
当时商务编译所的职员共约200人。 20世纪30年代的薪金标准 到3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待遇又有提高。国内的大学毕业生，月薪起点为80圆（此时1银圆约合今人民币30—35元）。 又据高梦旦记录，20—30年代商务编译所校对者月薪50银圆，抄录员月薪30银圆。 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往往以学历定待遇。第一等是留学欧美的毕业生，月薪高达200—250圆；第二等是留学日本的毕业生，月薪可达120—150圆；这都高于国内的大学毕业生。不过，根据工作的成绩，薪金可以逐年提升。 “经济自立”的觉醒 当时的作家、编辑、学者们跟出版商之间也产生许多复杂的矛盾。 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郑振铎，２０年代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月薪100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4000元）。他在上海闸北租赁了一所大房子，一半自己居住，一半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场所，或开会、或谈天、或听留声机。聚会多数在晚上或节假日。 1923年１月初，有次交谈时郑振铎感慨说：“我们替商务印书馆工作，一个月才拿百圆左右，可是出一本书，印书馆里就可以赚几十万圆，何苦来！还不如自己集资办一个书店！” 大家表示同意，又讨论了几次，决定每人每月从薪金里提出10银圆，储存银行生利；集资到一定数目时，便可自己出书。当时约集10个人，有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周予同、王伯祥、胡愈之、顾颉刚、谢六逸、陈达夫、常燕生，由顾颉刚任会计。 周予同为此社起名为“朴社”，因为他听了钱玄同的课，非常欣赏清代的“朴学”。接着俞平伯、吴维清、潘家洵、郭绍虞、陈乃乾、朱自清、陈万里、耿济之、吴颂皋等入社。 顾颉刚１９２３年２月２０日在通信中说出了他们（以及中国新兴知识阶层）的“一不靠官，二不靠商，自食其力，自行其是”的理想：只希望著述上可以立足的人得终身于著述，不受资本家的压制、社会上的摧残。我们的生活，靠政府也靠不住、靠资本家也靠不住，非得自己打出一个可靠的境遇就终身没有乐趣了！这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在“经济自立”问题上的觉醒。 １９２４年胡适和陈独秀决定跟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努力周刊》，由《新青年》同人高一涵任编者。当时在《晨报》上刊登了广告，准备办成系列性的刊物，还要出版《努力月刊》。但是这个广告没有兑现，读者来信询问其中的究竟。 《晨报副刊》１９２４年８月２８日发表了高一涵的答复说：《努力月刊》之所以胎死腹中，是因为跟商务印书馆老板有分歧，生意经没有谈妥：“叫我们出来为三圆钱五圆钱去替那些持商务印书馆股票的人挣红利，老实说心中总有一点痛！所以我……不得不暗地里抱着不合作主义了。” 此答复见报以后，胡适赶紧出面在《晨报副刊》９月２日澄清说：他当初和陈独秀决定让商务印书馆出版《努力》，一方面是商务经理们主动要求，另一方面是他们的条件比较合适。商务不仅给作者们支付稿酬，使得“穷作家”能有些补贴；商务还决定：杂志如有2000份以外的销量，编辑部有版税二成和广告二成的提成，从而帮助辛苦的编辑同人。最后胡适说：“以一个几百万资本的大公司，破例的经营这三个铜子的生意，是谋挣红利吗？” 每年年终的“花红” 除了月薪，商务印书馆职员每年还可分一些花红。不过，花红等级很多，差别很大。 20年代初，商务的一些股东们得到了如下的花红（据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456页）： 姓名职务1921年1922年1923年1924年 鲍仲言总经理8000圆9000圆7000圆6750圆 高翰卿监理8000 8000 7000 5950 张元济监理8000 8000 7000 5950 李拔可经理6000 7000 7500 6370 王显华经理6000 7000 8500 7225 高梦旦所长6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