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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今天并不是在唱反调，我们搞市场经济，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还是要发挥作用，我觉得主要是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基本国情出发，可能还得有个过程，而且还会有我们的一些特点。
我们需要的并不是政府与市场的对立，而是一个新型的政商关系。在我看来，新的政商关系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政府掌握权力，特别是审批，我觉得这个要逐步减少，这是一个大方向，这一条十八大后我们走得很快。但从我的经验来看，与其说企业怕审批，不如说它们更怕审批的不公平、不透明、不稳定、没有可预见性。在中国，现在政府放权当然很重要，但政府在行使目前掌握在手中的权力时，希望能够更加公平、更加透明，政策更加稳定，更加有可预见性，我觉得这比放权更重要，对我们很多企业家都是这样。我以前碰到一些英国来搞投资的，他说我们不怕你们的政策不优惠，就怕你们的政策不透明。如果不优惠，我算一下账，投资了不赚钱那我就不投了，或者是调整我的企业战略来适应你们的政策。就怕审批当中的不透明、不稳定。我觉得这一条在某种意义上比放权更重要，不知道是不是准确。
第二，与其说政府放权很重要，我认为还不如说建立一种更好的政商关系更重要。过去都是企业家跟在官员的屁股后面走，求爷爷告奶奶，所以最近我几次讲话，能不能建立一个政府和企业之间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大家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不拉拉扯扯，不吃吃喝喝，关系很正常，很和谐。这种正常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也比放权更重要。有时候权在那儿，如果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好，也不一定会伤害企业的重大利益，这是第二条。
第三，政府放权，我希望能形成一个倒逼机制。有两种倒逼机制，一是中央的政策倒逼，中央规定地方政府要花更多钱用于社会保障、民生、医疗卫生等，这种倒逼使政府会觉得它掌握一些权力没意思，收那么多钱，收那么多税也没那么大意思，慢慢地，它就自觉不愿意管了，因为上面规定了就是要把更多钱花在老百姓的民生上，它自己没多大油水，慢慢放权变成了一种自觉行动。还有一种就是通过开放来倒逼，中国入世就是因为要满足很多国际规则，倒逼我们开放了很多。现在也是这样，比如我们和美国正在进行关于投资条约的谈判，这里面涉及很多政府放权的问题，因为核心问题是一个负面清单的问题，通过这来倒逼我们的放权。
第四，政府放权，我们建立一个新的政商关系，可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必须符合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基本国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行得通，而且让政府放权，让政府不掌握权力并不是目的，目的是我们的经济发展得快一点，更健康一点，老百姓得的实惠多一点，这才是真正的目的。
第10页 ：关于信仰
关于信仰
◎龙永图
有人说今天的年轻人不再有信仰了。确实，他们不再像老一辈人那样把民族大义、国家命运挂在嘴边，他们谈论的更多的是自己。因此就判断说年轻人没信仰？我觉得这样似乎把信仰问题简单化了。
在民族危机过去多年、国家进入稳定发展的时代，关注自我的发展也是很自然的，当大的国家问题基本解决了，就应该同时去关注每个个体的发展。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如今的年轻人关注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是顺应时代和潮流的行为，是有上进心的表现，不应多加指责。
现在的年轻人都非常现实，他们说，我首先要为自己、为我这个家庭负起责任，使自己能够过一种幸福、有尊严的生活。这无可厚非，因为只有每个人都能过上一种有尊严的、比较快乐的生活，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才值得大家为它承担责任、为它做贡献。习近平同志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样的奋斗目标，就是当今中国人追求信仰的基础。
对老一辈人来讲，他们的奋斗目标很简单，就是“一根筋”地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他们一直为这样一件事情承担责任，无私地做出贡献。他们当时的生活可能比我们简单，目的也比我们简单，当然也不像我们今天面对那么多诱惑，分心的事情那么多。这些诱惑和分心的事情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困惑，而困惑就会给年轻人的信仰带来巨大的压力。年轻人每天都要面对很多问题，房子、工作、人际关系等。这是问题是压力，也是诱惑，怎样在面对这些压力和诱惑时，努力追求自己的信仰，这有很大难度，但也很重要。
所谓信仰也就是一个愿望，它给自己的生活提供动力，同时凭借信仰来战胜困难、解开困惑，勇敢而快乐地生活、工作。
我常常从自身的经历来想这个问题。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信仰往往是很具体的。我参加中国入世谈判长达十年，我为什么坚持下来，始终没有放弃？主要就是在谈判当中受到了刺激，感受到了国家和个人的屈辱，我发誓要改变这个现状。中国当时不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一直只是个观察员。那时一听“观察员”这三个字，我心里都觉得特烦，憋得慌。观察，而不是参与其中。参加世界贸易组织会议的时候，每一次去领证，我一看见牌子上面“观察员”这几个字，我都不想戴，但是进场必须戴，但一旦进场，我就把它放在口袋里面去。“观察员”的位置与中国身份简直太不相称了。我率代表团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大会第一次部长级会议时，100多个代表团，都是作为正式代表进场，就我堂堂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戴着“观察员”的证件进场。我都不好意思走，就老坐在那儿不动。我平常喜欢到处和人家交谈一下，开展一点活动，但是戴着这个东西我就不想动，嫌丢人。
摘掉这个中国作为“观察员”的帽子，成了我当时一个非常简单的愿望，我就非得把这个“观察员”的帽子摘了不可，这就成了一个信仰。当时我们谈判确实很困难，国内各个部门之间矛盾也很大，但是我只要想到新加坡那次会议的刺激，就受不了。“观察员”是坐在所有代表团的最后，坐在最后一排，而最后一排是在二楼的下面，黑不溜秋的完全被忽略了。而且发言的时候，要等到所有的正式代表成员讲完以后，“观察员”才有资格说话。主席会先问各个成员代表是不是还有发言的，一直问三次，没有发言的，好，现在“观察员”发言，谁愿意发言，谁就站起来。本来我真不想发言，但国内要求我一定发言，而且批准的稿子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不去发言完不成任务，我只好硬着头皮拿着稿子去发言。但是轮到你讲话的时候，一大半人差不多已经离开了。因此，发言的时候我没法像平常那么慷慨激昂，因为确实觉得抬不起头来。我自己一直特别纠结这个事情。
为什么人家老说龙永图在谈判当中还是很有忍耐性的？有时候要忍，有时候想发脾气不能发，有时候真的就发出来了，发出来以后有点后悔，因为把谈判的气氛搞得很糟糕。但是只要想到那个“观察员”的身份，我觉得一切都可以忍。
后来到了2001年，我们到多哈参加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将通过中国入世。当时记者提问说，龙部长到这里有什么愿望？我说，到这里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这个“观察员”的牌子扔到大海中去。我记得大会刚刚通过中国入世，我走出会场的时候，几个香港记者追着问我有什么感受，“爽！”我讲了这一个字就上了电梯。就是感到太痛快了，多年的愿望终于达成了，“爽”这个字用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再贴切不过了。
摘掉这个“观察员”的帽子就是我当时的信仰，为了这个信仰，可以一直坚持。
这是我们那一辈人的信仰，比较简单，有些“一根筋”。那么，对于今天的年轻人呢？我觉得信仰变得更重要了。正如上面已经说的，相比老一辈人，今天年轻人面对一个更加复杂的世界，选择多，机会多，诱惑多，那么，相应地，困惑和迷茫就多，前进的脚步会经常被犹豫不决拖住。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面对选择，做出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是你自己的愿望和需求，还是你的价值观？不管是需求还是价值观，都统一在信仰里面，因此，做出判断的依据就是信仰。有了信仰的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