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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利克斯的逃亡开始于1935年的维也纳, 1942年结束于纽约。他为这次出逃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使得非暴力世界观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上。费利克斯往往会对事情的结局持极度悲观的态度,他在金融方面也非常保守,完全不像那些投资银行的同僚们那样喜欢出风头。“我对金钱的大部分理念都源自1942年,当时我和我的家人奋力让自己先纳粹一步越过了西班牙边境。”他在1976年对《纽约时报》的记者们回忆从前那些往事时说道,“我在旅馆的房间里花了整整一晚上将金币装入牙膏管里。我们家曾经非常富有,而这些金币是我们所能带出来的全部家当。从那时候起,我就觉得人能永远拥有的财富就是装在脑子里的东西。”到1983年《纽约客》评论他时,这条宗旨被总结成了:“这次经历教给了我财富观,这也是难民的财富观。从本质上说,对人唯一有用的是能放入牙膏管里的东西或是能装在脑子里的东西。”对于欧洲那些富裕的犹太家庭而言,如此漫长而复杂的旅程并非史无前例,而更典型的则是去纳粹集中营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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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1 大 佬(8)
1942年6月底,费利克斯来到纽约,他的继父想办法将一些资金转出法国并存入了纽约的一家银行,然后拿一部分钱购买了一套小公寓。费利克斯也争分夺秒地将自己落下的功课给补上。他转入麦氏学校就读,因为该校是曼哈顿少数几家安排暑期课程的高中。他还说服自己的母亲认同了另外一种更快地学习英语的方法(费利克斯一直有着令人艳羡的语言才能),就是去看电影,“因为电影里有合唱”,费利克斯这样解释道。他在麦氏学校的表现非常出色,两年后,当他年满16岁时就从该校毕业了。他在数学、理科和网球方面表现出了极强的天赋,在麦氏学校的最后一年里还加入了大学网球队。但是一位大学顾问建议费利克斯去一个小型学院就读,因为他的年纪比较小,他的母亲也持同样的观点。这样,他在进行了一些调查后发现,佛蒙特州的米德尔伯里学院正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提供一个项目,这样他就可以在米德尔伯里学院读三年的物力和工程,然后在麻省再读两年,而且他也非常喜欢滑雪,因此他申请了米德尔伯里学院并被录取。
当时他可能是米德尔伯里学院唯一的犹太学生。在大二的时候,他加入了Alpha Sigma Phi兄弟会的本地分会,而当时这个协会的全国章程规定不允许吸纳犹太人和黑人(该协会由三名耶鲁新生于1845年成立)。有一天,这个协会组织派来了一名执行委员来到当地分会,“让我们停止吸纳犹太人和黑人入会,不要做这种讨厌的事情”。费利克斯出席了这次会议,而且一直坚持到会议结束。为了缓和气氛,那个代表带了好几箱啤酒过来。费利克斯这样描述道:“这个家伙一直不停地说,‘请不要误会,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就是犹太人。’然后,我们把他的啤酒递还给他,然后把他带到火车站让他滚蛋。”就这样,我们这个本地分会因为吸纳了一名犹太人成员和一名黑人成员而被踢出了协会组织。
费利克斯很努力地学习着物理,但是很快他和他最喜爱的教授本杰明·威斯勒(米德尔伯里学院物理系主任)都发现,他在这门学科上的发展潜力不大了。在建议他放弃麻省的课程的同时,威斯勒还建议他休假一学期。
因为费利克斯从1941年起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生父,因此他决定在1947年的夏天去法国看看父亲。他坐船渡过了大西洋,父亲在法国港口城市勒阿弗尔把他接上了车。他父亲已经再婚,一直管理着酿酒厂,还把酒厂迁到了巴黎附近的地方。费利克斯和父亲整个夏天都待在法国南部,然后父亲让他到酿酒厂去干活。这样,费利克斯去了卡切尔酿酒厂刷啤酒桶。他迅速消瘦下去,因此可以爬到酒桶里面去刷洗。他还协助装瓶的操作。在这段时间,他从早上6点就开始工作,每天要干12个小时。“我浑身散发着这种臭味,”他说,“好几次有酒桶从我身边很近的地方滚过去,而我却根本不清楚滚过去的是什么东西。我还记得坐地铁回住处时的情景,当时我浑身散发着啤酒味儿,引得路人纷纷侧目,因此我很快得出结论:这样的生活并不适合我。”
费利克斯在1948年的下学期回到了米德尔伯里学院,完成了自己的物理学位,并于1949年毕业。当时他认为自己可能想去田纳西州的橡树岭核子实验室工作。
但是在母亲和继父的帮助下,他幸运地进入了华尔街。在这之前,他也有过一些在华尔街的经验。1945年和1946年的夏天,费利克斯在华尔街一家小型经纪公司杰克公司当收款员和股票过户员。当时他每周的酬金是20美元,有时还可以获得在第155街棒球场举行的棒球赛门票。但是对于费利克斯而言,这仅仅是一条赚零花钱的途径,与他先前在药店工作或教巴黎女演员伊迪丝·皮阿夫学英语这样的暑期工作没什么两样。当他从米德尔伯里毕业后,他的继父再次施以援手。在继父的帮助下,费利克斯获得了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工作的机会。他的母亲和他的继父普勒斯纳在战争结束后回到了巴黎。普勒斯纳在一次外汇和金条交易中认识了安德鲁·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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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1 大 佬(9)
安德鲁·梅耶的孙子帕特里克·格舍尔认为,费利克斯之所以得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这个令人眼红的工作,是因为安德鲁与费利克斯的母亲有染。“这是金钱与性的交易,”格舍尔这样评论道,“与任何时候都一样。”
发生在1906年4月18日清晨的地震和火灾摧毁了旧金山,随后而来的是长达两天的死一般的寂静。拉扎德投资银行加利福尼亚分行一位不知名的高管终于穿过废墟来到了西部联合公司的一个办事处,在那里向那些远在3 000英里外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发了一封断断续续的急电:“全部业务均遭破坏。灾难极其严重。银行均被毁损。所幸大楼天花板还完好,因此所有的记录和证券都安然无恙。朋友们没有性命之虞。我将发来进一步信息……”这封电报就这样匆匆结束。接下来的几天里,求援的信息接二连三地发往纽约以及位于巴黎和伦敦的两个拉扎德支行。但是对于这些求援,拉扎德投资银行内部其他机构却无情地保持了缄默。
4月25日,当灾难过去一周后,旧金山支行的高管向其他支行发送了一封语气极其严厉的信件:“现在情况紧急,伦敦、巴黎和纽约支行必须尽全力施以援手。”最后,纽约支行的拉扎德合伙人做出了回应,他们向旧金山电汇了50万美元,并额外提供了150万美元的信用额度来拯救兄弟公司。这些经济上的援助终于帮助旧金山支行挺过了灾难,在一位合伙人的地下室里,这家支行又开始营业。这不是拉扎德这家大银行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面临倒闭。
截至1906年大地震,拉扎德投资银行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了58年。根据坊间的说法,该银行“出身寒微”,在1848年还只是新奥尔良的一家干货店。这个发迹史人们已经烂熟于胸,但很难判断其中的真假。当时,拉扎德兄弟—25岁的亚历山大和18岁的西蒙—在美国寻找犹太人的避难所和发展的机会。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与一位叔叔一起搬到了新奥尔良,而这位叔叔在当地做过生意。当他们站稳脚跟后,兄弟俩出发去找他们的哥哥拉扎尔·拉扎德,然后他也迅速加入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