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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去干吧。”布朗夫曼这样鼓励他。费利克斯向安德鲁谈起了业务转型的事，但是安德鲁对此不太认可。“你完全不懂业务。”安德鲁说道。费利克斯告诉他，如果有必要，自己可以去上夜校。安德鲁同意了，但是正如费利克斯所料，他的年薪也从22 000美元降到了15 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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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1 大 佬（36）
“我于是到霍华德·克力芬的手下去工作，他是公司金融部的经理。” 费利克斯对《纽约客》这样讲述自己在1983年的经历。
我到夜校去学会计，而且我还读格雷厄姆和多德写的《证券分析》—这是一堆非常可怕的东西。当有人要将各家公司合并的时候，我就要在试算表上把所有的数字都过一遍。我对数字非常敏感，因此我很快学会了如何将两家公司合并。我觉得自己擅长公司合并的原因在于，我能很好地把握其中的平衡和力度；当你把一切都完成后，新形成的公司必须比先前的更强、更好，而且要尽量让合并不存在漏洞。其实在本质上，你就是在与贪婪和权力共舞。你必须使用金融的方式应付这种贪婪，当你把这些公司合并在一起后，所有各方的利益最终都能得到满足。不过权力是另一回事，你进行大量与权力相关的协商，这甚至可能比金融问题所需要的协商更多。有更多的交易会在权力协商方面败下阵来，这些是面子和权威等实际问题。当然，当我在克力芬手下工作的时候，我的任务只不过是分析资产负债表以及从统计角度分析并购的最佳方式。我曾经不断参加众多的律师会议和会计师会议，然后阅读大量的合同和试算表以尽量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成天和一些没用的懒汉以及只知道翻文件的家伙待在一起。我会远远地看到委托人的身影消失在安德鲁的办公室里，然后我要等他们的会谈结果出来后再回去继续处理数字。这些经历给我上了极其重要的一课，我了解了这些交易的本质。我能够阅读合同，我清楚税务规则是怎么回事，我也知道了会计的内容。我明白会计人员能做的以及不能做的，我也学会了分辨什么是废话什么不是废话。我了解律师会对你讲什么，其中什么是你该相信的，什么是你不该相信的，我也知道自己在哪些问题上应该给他们施压。这些都非常重要，因为到了这个阶段，没有任何技术人员能吓倒我，因为他们讲的任何问题我都清楚。为了了解实情，我可能必须依靠他们来获得信息，但是我不需要他们来帮我讲解概念。有太多的高级管理者为下属所困，因为他们从没做过实质性的工作，但是一旦你曾做过类似工作，那么这些其实并不是神秘莫测的事情。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些，那么技术人员就可以用细节将你层层困住，然后你就找不到解困的方法了。在一些规模庞大的银行里，这些本质性工作都由下属完成，但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规模小，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费利克斯比安德鲁更倾向于规避风险，他一直为自己的中间商身份自豪。他能够说服那些公司的老大们为他所提供的建议支付数千万的费用，而这些公司却连一个子儿也收不回来。“有的公司曾经进行一些无谓的并购。”费利克斯这样解释道。“费利克斯与梅耶完全不同，” 安东尼·桑普森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样写道，“他没有传统银行家的圆滑和虚伪，他的处世方式非常开放。他留着平头，眼神似乎能洞悉人心。他讲话的语速很快，而且语调很高。他平时开着一辆小丰田，穿着一件旧风衣，看起来极不起眼。”费利克斯是“数字的专家”，他有着“巨大的动力”。和梅耶一样，他极其憎恶亏损，而且是一个激烈的谈判家，“就像发现了猎物的猎狗一样”，曾经有人这样告诉桑普森。
在很多方面，费利克斯都可以称得上是应时势而生的天才。当时美国的公司开始打造大型联合企业，而费利克斯则拥有成为时代推动者的智慧、经验以及胆识—他也从自己提供的服务中赚取了丰厚的收益。早在1962年，并购就展现了它的魔力。当时费利克斯成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刚满一年，拉扎德推荐法国大型铝业制造商普基公司以1 8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美国飞机铝模生产商豪梅特公司40％的股份，这个价格要比豪梅特公司在市场上的交易价格高出36％。普基在这个交易中获得了丰厚的收益—拉扎德投资银行亦是如此，它在未来多年里获得了普基的后续并购和融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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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1 大 佬（37）
费利克斯和拉扎德投资银行开始控制并购业务。拉扎德投资银行是全球领先的并购顾问，而且在过去的25年里，相关业务提供方的数目呈爆炸式增长。现在我们很难想象，40年前费利克斯开拓这类业务时期并购界的状况。
费利克斯和拉扎德投资银行在并购界能获得最初成功的关键是ITT公司（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当哈罗德·吉宁将ITT公司从国际电信企业转变成跨国巨头时，费利克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为声名狼藉的吉宁提供了顾问服务。这一经历将费利克斯卷入了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场政治和法律旋涡中，差点导致了他职业生涯的终结。
根据当时的记载，吉宁曾经考虑过库恩、罗布和一个声望很高的犹太合伙人作为投资银行家人选，而拉扎德投资银行、安德鲁和费利克斯也在努力成为吉宁考虑的人选。到了1965年，由于当时的一家二级汽车租赁公司，拉扎德投资银行在这些前期积累的基础上有了突破性进展。这将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安德鲁和拉扎德投资银行在1961年的夏天碰到了艾维斯，当时赫兹公司和艾维斯公司正在汽车租赁这个不太起眼的行业一较高下，但是它们之间的实力悬殊：赫兹公司的收入已经达到了1。38亿美元，而艾维斯公司只有2 400万美元，而且还处于在生死边缘挣扎的亏损状态。与此同时，肯尼系统公司的负责人爱德华·罗森塔尔正要扩张自己在纽约的汽车租赁业务，以满足停车场的增加和丧葬业务增长的需要。罗森塔尔和女婿史蒂夫·罗斯—他后来将肯尼系统公司更名为时代华纳公司—和赫兹联系，表达了想买下其公司的想法，但是赫兹对此并不感兴趣。然后他们联系了正处于困境中的艾维斯，这次他们的未并意图没有遭到冷遇。由于肯尼系统公司还从并收购过与艾维斯规模或类型相似的公司，因此这两家公司都来向美国广播唱片公司的总裁戴维·萨诺夫寻求指导，萨诺夫的侄子就在肯尼系统公司工作。“上车，”萨诺夫对肯尼的管理者说，“我带你们去见安德鲁·梅耶。”安德鲁和他的“奴才”（当时别人就是以这样的眼光看待费利克斯的，而安德鲁之所以带着他参加会议的原因就在于他会使用计算尺）都尽量去促成肯尼系统公司对身处困境的艾维斯公司的并购交易，然而罗斯最后放弃了，因为他觉得其中的风险太高。
但是安德鲁和费利克斯发现了其中的金融机会，于是他们在客户离开后自己接手了这个交易。他们从艾维斯公司获得了90天的排他准入期，希望能在此期间抓住机会。费利克斯一改平时在财务上的谨慎习惯，成了这桩交易的拥护者。安德鲁和费利克斯很快碰到了金融买家们头疼的问题：谁来管理公司？他们没有任何人选，他们自己也不懂汽车租赁业务，而且当前的管理层表现非常糟糕。他们急需一个了解汽车租赁业务的人才，需要他对这桩艾维斯并购交易进行迅速准确的评估。
面对此难题，费利克斯突然想到了一个叫唐纳德·皮特里的人。皮特里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他长了一张与《巴黎圣母院》里卡西莫多一样的脸，是赫兹公司与美国运通公司合资组建的国际汽车租赁公司的前任主席。1962年年初，他刚离开这家企业回长岛的一家小律师事务所当一名从业律师。“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 皮特里回忆道，“电话是费利克斯·罗哈廷打过来的。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他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工作，我也没有听说过这家银行。然后他说，‘安德鲁·梅耶先生想见见您。’可是，我也从没听说过这位安德鲁·梅耶先生。于是我就说，好的，我要如何见他呢？‘您到凯雷酒店来就行了。’费利克斯说。”
“于是我去了凯雷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