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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局势(1)
1987年10月,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全会的例会。开会的地方在克里姆林宫,礼堂是专门为会议而修建的。现在,这个礼堂叫做克里姆林宫大理石厅。国家总统每年都在这里向俄联邦委员会发表咨文。
这次全会是一次普通会议,是根据党章规定召开的,没有任何不符合议事规程的地方。跟往常一样,宣布全会开幕的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由他提出议事日程。其实中央委员们全都早就接到这方面的通知,所以走的完全是一种仪式性质的程序。当戈尔巴乔夫按照惯例询问谁反对或者谁弃权时,叶利钦从第一排(政治局委员都坐在台上主席团,政治局候补委员坐在台下第一排)站了起来,建议审议把他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他原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对于全体中央委员乃至政治局委员来说,这是一个完全的意外。我们很自然当时就问戈尔巴乔夫,这是怎么回事。从他那含糊其辞的回答中大家弄明白了,原来在南方休假时,他真的接到过叶利钦的这样一份申请报告。按照既定规则,他有责任把这件事通知政治局,以就此形成集体意见。如果叶利钦不愿撤回自己的申请,就要把问题提交全会讨论。只有苏共中央全会才有权选举或撤销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没有这样做,他向党内同志隐瞒了这样一份申请存在的事实,正如后来时间所示,这件事成了长长一串严重之极的事件的第一环,不仅影响到党内,而且影响到全国。
叶利钦从1968年起就担任党的工作,起初是斯维尔德洛夫州委的一个部长,后来又当上了州委的第一书记。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他担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已经几乎两年,并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首都人们对他的看法相当分歧。许多人注意到他的行动很激进,特别是在干部问题上,注意到他说的许多话都很彪悍豪放,自我标榜的意味十分明显,几乎在老远老远的地方就能嗅到,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喜欢搞民粹主义,喜欢谈谈同特权作斗争的必要性等等。与此同时,他又显然没有搞日常普通工作的兴趣,情况堪忧。特别是在中央政府和党中央都支持他为解决莫斯科所面临的各种极其重要的问题而作出努力的情况下。
叶利钦在全会的发言后来就简直变成了不值一提的神话。实际上那是一次颠三倒四不清不楚的发言,如果还能把它叫做发言的话。正如他后来在自己表示“忏悔”的检讨书中所说,那次发言虽很激烈,但却并不恰当。而戈尔巴乔夫本应该建议事先在政治局审议出现的问题,然后再拿到下次全会上去讨论,但却把这事搞成了一场争论。这样做也许非常民主,但却是极端地考虑不周。
一个接一个的发言,确切些说,一个接一个的批判发言,在全会上就像开了闸的水似的奔流。我也不必再来重复它们。全会之后第二天,就公布了发言人的名单,过几年后,这些发言的速记稿也发表了。为什么党的高层——尽管这只是些莫斯科的和地方的领导人——反应会如此激烈呢?看来,大概是因为党正在通过它的领导人和政治局展现“公开性”,而且正处于“多元化”前夕的缘故吧。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这个发言表现得非常病态,其实,那远不是什么纲领性的问题,只不过对自己的一个同事,对中央领导干部,特别是对书记利加乔夫的工作方法表示不满而已。
激烈的讨论以及对“离经叛道之徒”绝对毫无意义的狂轰滥炸,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俄罗斯的事就是这样,一个关于人民英雄,关于老百姓的“守护神”受到迫害的神话就这样诞生了。
于是自然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以叶利钦的这样一个肤浅的、显然具有个人目的的发言,又如何会引起如此这般的反应呢?
以我的看法,把全会搞成一场大批判实在是一个大错,它昭示了我国最高领导的不成熟,首先是政治局委员们和中央书记们的不成熟。我很理解,当时各级党组织的多数领导,还没有能够摆脱党内生活的各种标准和关系的束缚。既然党的高层倡导变革,其中也包括苏共内部的变革,那怎么能允许搞这么个“大批判”呢?
党内局势(2)
看来,党的领导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在党的各级领导人同普通党员基本群众之间出现的分裂有多么严重。到了1991年,当戈尔巴乔夫按照叶利钦的指示解散苏共之后,这种分裂就充分暴露出来——1900万党员中,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保卫它。
这样一来,由于党的领导应对无方,缺乏才干,一个俄国版的绿林好汉罗宾汉就这样诞生了。他只不过是个非常平庸的政客,早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那些年我就对他有所了解,现在却成了反对派破坏力量的旗帜。
第二天政治局开会,按惯例对闭幕的全会进行总结。在戈尔巴乔夫介绍情况之后,葛罗米柯当时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向报告人提了个问题,请他说说对叶利钦打算怎么处理。总书记喋喋不休地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意思是现在时候不同了,不是为这种事处罚谁的时候了,还得给他找个工作。
葛罗米柯比我们都年长,生活经验,特别是政治经验,比与会的其他人员可要丰富多了。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可得小心!”葛罗米柯说,“我觉得可以把他派远点,出国去当个大使什么的吧。”
可惜谁也没有认真听取这位长者的声音,于是后来的灾难性事件的链条又添加了一个环节。
过了差不多两年,在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大会堂(现在叫做克里姆林宫国家大会堂)召开一个国家级纪念日的纪念大会。事有凑巧,我到场的时间稍微早了一点。上楼走进主席团的专用房间。戈尔巴乔夫和赖莎·马克西莫芙娜,还有中央委员会书记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卡皮塔诺夫已经坐在长桌旁,正在喝茶。有人也给我端来了茶。戈尔巴乔夫忽然问了我一个问题: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你那位老乡叶利钦都在搞些什么名堂?”
老实说,这个问题我要回答起来还真犯难。戈尔巴乔夫看出我为难的样子,就对他的夫人说:
“赖莎,你可别责怪尼古拉。它是唯一一个提醒我跟叶戈尔(指利加乔夫),说无论如何都不能任命叶利钦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人。”
戈尔巴乔夫虽然缺点不少,但记性很好,什么事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想,他一定会永远记得,而且现在也记得,早在1985年夏天发生在老广场苏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的那次谈话。
那次事件已经很晚了,突然,直通总书记的电话铃声响了(我还在中央委员会工作)。他请我马上过去。几分钟后,我到了他那边。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正在办公室边踱着步边讨论什么问题。一听他们的话我就明白了,正在讨论谁可以成为格里申的继任。
“你也知道,现在是该加强莫斯科领导的时候了。我跟叶戈尔正在研究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人选,想听听你的意见。”戈尔巴乔夫这样说。
“我想,你们已经有些眉目了吧?”
“是的。我们需要派一个强有力的、有战斗性的同志到那边去。我跟叶戈尔·库兹米奇的意见,这个人应该是叶利钦。你了解他,你的意见呢?”
说老实话,我不太考虑干部的问题,我自己的问题——经济问题——已经够我忙的了。不过这样的意见,我可不能表示同意。这样的意向使我非常惊讶。
“是的,我了解叶利钦,而且认为他完全不适合这个角色。请不要忘记,现在研究的是首都这么个大的党组织,这可是个大量工厂工人、国家主要科技精英和文化精英聚集的地方。放在这里的领导人应该有智慧,善于机变,应该是知识分子型的。叶利钦却是另一种特质的人:虽说他是搞建筑出身,但究其本性而言却是个破坏者。你们准会看到,他会把整个林子都毁了的!他手里可不能掌大权。你们把他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调进中央就已经犯了个错误,可不能再犯另一个错误,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