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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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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天竹说:”只要划出一块合适的地皮就行。由我组织设计,出钱盖房,在香港出售,赚得的钱中方得大头,我得小头。“骆锦星说:”东湖公园附近,可以划出一块地方来。盖一个东湖丽苑,如何?“刘天竹早看过那块地,就说:”那好,所得利润,你拿七,我拿三。“骆锦星摇摇头:”你拿得太多了。“刘天竹笑道:”你拿八,我拿二,如何?“骆锦星沉吟了一下,说:”我拿八点五,余下的是你的!“刘天竹若有所思道:”我们初次打交道,往后要做的事还很多,这次就依你的!“就在这1980年1月1日当天,开年大吉的日子,我深圳市房地产局副局长骆锦星与港商刘天竹,签订下了第一份中外合作经营房产的合同书。随后,深圳市即成立了房地产公司,由骆锦星兼任经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15)
刘老板拿到合同书,返回香港,马上请人设计,很快就将东湖丽苑的108套新房图纸设计出来了。到春节前后,刘天竹就将这画在纸上的东湖丽苑登报出售,这立即引起了港人的莫大兴趣。深圳的房地产必然看涨。当时香港的两室一厅已涨到20万港元,而一河之隔的东湖丽苑,一套又大又好的住房,还不到10万港元,太便宜了,港人自然争先恐后来订购。没有几天,这108套还在图纸上的房子一售而空。
  深圳市委书记张勋甫从新加坡、泰国考察回来,路过香港,得知这一消息,就与刘天竹商定,再搞同样的108套。结果,又是一售而空。
  这216套图纸上的住宅,光定金,就是500多万港元。这是令深圳人所预料不及的。
  东湖丽苑很快破土动工,钢筋、水泥、黄沙等各种建材源源不断运来,工地上一片沸腾。
  与此同时,香港高资公司老板、《文汇报》老板等,也纷纷与深圳市房产公司总经理骆锦星签订合同,来深圳投资盖房。翠竹苑、湖滨楼相继破土奠基。
  但是,有人偏不理解:”深圳的土地是社会主义中国的,让资本家来盖房、卖房,不是搞卖国主义吗?“也有人责问:”你们这样做,报告中央没有?上级批准没有?“恰在这时,省委副书记吴南生来了,他是来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的。
  面对种种风言风语,吴南生召集了市委常委会议。
  会上,新来的市委副书记秦文俊说:”列宁在苏联革命刚刚胜利的时期,就主张借资本主义来发展自己,说不怕租出格罗兹内的1/4和巴库的1/4,我们就利用它……来使其余的3/4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吴南生说:”是啊,中央不给钱,地方财政也力所不能及,借外资发展自己倒是个好办法。“新书记、市长充分肯定了前任深圳市领导在房地产经营上迈开的第一步,决定排除干扰,冲破阻力,继续往前闯。
  深圳房地产业的开创时期……补偿贸易,就这样闯了过来。东湖南苑、翠竹苑、湖滨楼相继拔地而起。合作盖房深圳没有花钱,黄土上开始冒洋楼了。不过,深圳的开拓者又很快意识到:”中方虽然将拿到85%的卖房利润,但房却全被港人买走了,深圳紧缺住房的问题一时还解决不了。这该怎么办?“市委新任秘书长丁励松,专门找骆锦星商量这个问题。
  骆锦星想了想,说:”那就再搞一种办法:不要钱,要房,即让外商出钱,我们出地,将盖成的房双方分成。“丁励松笑道:”这叫合作盖房。“根据香港行情、国际惯例及深圳的优惠政策,他们很快研究出了一个办法:合作盖成的房,高层我拿80%,外商拿20%;低层我拿70%,外商拿30%。这个办法,通过新闻媒介,在香港这个国际市场上迅速传开了,这又引来了不少前来投资的港商、外商。
  就这样,深圳的房地产业进入第二个时期:合作盖房。于是,国商大厦、金城大厦、高家花园等又破土夯基。
  深圳纵横交错的马路在烂泥浆上延伸。
  深圳经济特区的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蓝图渐渐形成了。大片大片的处女地等待开发;削掉土丘,填平沟壑,开通公路,通电、通水、通邮政。这些都需要钱。
  然而,”补偿贸易“的房地产利润,要待盖成了楼才能拿到,那还得过两三年;合作盖房,即使房盖成了,也只能分到房,拿不到钱。
  可眼下,开发经济特区,急需钱花,吴南生把目光投向了房地产业,要求尽快拿出个办法来。
  收取土地使用费”干脆收地租吧。“秘书长丁励松脱口而出。
  秦文俊似有所思:”这样宣传起来不太好听。“骆锦星说:”列宁在新经济时期谈到,可以收取土地使用费。“秦文俊笑说:”对,就称收取土地使用费。标准怎么算,可以参照‘补偿贸易’与合作盖房,细细核算一下。“骆锦星遵命,很快拿出了一个方案:低层建筑,每平方米土地使用费要收4500港币;高层建筑每平方米土地使用费收5000港币。这个标准,对深圳来说,已相当可观;但当时香港中介地租每平方英尺已达15000港元,相比之下,深圳的地价只是香港的1/11。正是深圳的这个地价低谷,致使河对面的港人争先恐后来深圳做房地产生意。
  很快,罗湖区08平方公里拟开发的土地,全部出手,计收到土地使用费上亿元!
  至此,深圳的房地产业发展到了第三阶段:收取土地使用费。
  14年来,一直在深圳房产业上拼搏的骆锦星,回首以往时,对笔者说:开始被逼得无路可走,张勋甫点了房地产之火;吴南生接着把这火拨亮了;后来梁湘又加了一把油,使之熊熊燃烧起来;李灏则设法将之写进了宪法……从来都是由国家统一调拨,看来一文不值的土地,就这样魔术般地一下子值了大钱。深圳人忽然觉得脚下的黄土、荒地变成了黄灿灿的金子。
  金子不断闪光,特区日益兴旺……原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6期
  

改革开放习仲勋带领广东先走一步(1)
◎ 张汉青
  1978年春,习仲勋同志被中央派来广东省任第二书记,同年底,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后又当选为省长。他于1980年11月被调回中央工作,离开了广东。我在他身边做些助手的工作。
  习仲勋主持广东工作时,正是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的转折时期。
  地处祖国南大门的广东省,毗邻香港、澳门,海外华侨众多,早在2000年前出现”海上丝绸之路“时就与国外有了频繁的交往。在”*“时期,由于极”左“路线的破坏性干扰,与海外和港澳的交往完全卡断了,人缘、地缘的优势变为危险的”黑关系“。这样一来,受到严重伤害的就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广大干部群众和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的心。要求改变这种黑白颠倒的状况,是蕴藏于广东省广大干部、群众当中的强烈愿望和巨大力量。习仲勋南来广东之后不久的深圳之行,就使他深深感受到这点。省委其他领导同志也有同样的想法。比如当时担任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同志,在1978年9月就提出,由于广东所处地位的重要和有利条件,应要求中央在政策上优先武装广东。
  1978年11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前,习仲勋在准备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材料中,就讲到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广东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以便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装备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同时在靠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以解决钢材之需,发展支农工业;还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这些要求,在今天看来,是很有限的,但当时已是一种要求突破旧体制的构想,代表了一种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发展生产力的渴求。
  习仲勋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后,接着又出席了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的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标志着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的到来。会议闭幕后,习仲勋和当时一起在北京开会的省委副书记王全国,到中组部招待所看望了将要调往广东工作的*同志。1979年1月8日至25日,习仲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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