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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在外面读研究生，但是我知道父母亲为投资的事情吵得很厉害。1946年底的一天，我们开车去看望二叔公。母亲再次规劝父亲清算他的股票，父亲不同意。他们吵得很厉害。最后，父亲说：“别再强迫我了。否则，我就开车撞墙，杀了全家！”
到最后，他的经纪人迫使他对资产进行清理，因为这时他连自己的原始资本都赔进去了，股票比他五年半之前开始买股票时的市值还要低。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密友，自信的薛寿萱先生这时都没有办法帮他，因为薛先生和他的处境相同。只是薛先生拥有更雄厚的资本，在这场金融巨变中还可以挺得住，不过好几个跟着他做股票的亲戚，老本都赔光了。
父亲于1946年圣诞节，在灰心失望中回到上海。他希望从自己在中国的资产中清理出一部分，来开始在美国的新生活。但是在四个半月的时间里，他进展甚微。因为他名下的财产在他出国期间，都是交由他的姐姐张智哉代为保管的。抗战胜利后，张智哉自己的处境也不好（她在战乱中，曾把不少固定资产过户在别人的名下以求得到保护，但是这些固定资产有不少在战后被政府没收了）。他分拣了他收藏的珍贵钱币，把其中最好的2000枚带到了美国。
更可悲的是，从他1947年4月回美国之后，坏消息就一直不断。
1942到1946年间，他做股票生意挣了很多钱，他以为凭借自己的外交官身份，是会免税的。但是一回到纽约，他发现这是个错误。美国税务局给了他一张四万美元的税单。他的心都碎了，整个家庭也为之惊恐不安，因为这笔税单将把我们仅存的宝贵家产抵消殆尽。我听说了他的经济灾难，当时我在学校，我立即决定从学校出来，去找一份工作。我同时也下定了决心，一辈子都老老实实地工作和投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过分贪婪。由于上述的原因，父亲没有留下什么遗产，我和弟弟泽琏在大学毕业之后，全靠独立奋斗去完成自己的事业。也许我对于1946年经历的这场灾难矫枉过正了，以至于我一辈子都没有借过钱，甚至没有过房屋抵押贷款。只有一次例外，1954年结婚度蜜月时借过400美元。
14。张静江、张叔驯在海外的沧桑岁月（4）
当时有一位很有钱的中国商人，相信人们在战后一定会对中国的古董有很大的需求。他希望在纽约开一家古董店，请父亲收集一份详细目录，并且请父亲来经营这个店。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因为父亲是在上海与他会面的。无论如何，这是这个陷入金融绝境的家庭唯一的一点希望。也许父亲通过这次冒险可以重操旧业。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之后，“东方良艺”商店终于在1947年春天开业了。我不记得太多的细节，因为当时我在纽约城外的一家工厂当工程师，也不经常回家。就我所知，这家古董店差不多在开业后的一年左右就倒闭了。自1948年1月份起，父亲就开始生病，时好时坏，却不知道自己已得了肝癌。
他于1948年5月29日逝世，当时我和我学校的一个朋友汪国瑞在他的身边。商店垮掉了。如果他身体好的话，这个店还能起死回生，因为他对古董生意非常熟悉，而且当时美国的经济已经开始复苏。
据医生推测，父亲在最后一次去上海的途中吃了受污染的食物，感染了病毒，损坏了肝脏。我却强烈地感觉到真正的原因是生意上的失败，造成他头脑的极度紧张，这严重损害了他的免疫系统，给癌细胞以发展的有利时机。同时，他也没有了活下去的念头，仍旧在为他在股市上的错误而伤心。
母亲请薛寿萱先生的助理卢子深先生帮忙安排葬礼。
我强烈建议葬礼简单一点儿。但是卢先生在妈妈的首肯下，无视我们的困境，在一个高贵的殡仪馆举行了葬礼。他们的理由是：在纽约中国人的上流社会里，我的父母是一对非常受尊敬和欢迎的夫妇，是有身份、有影响的人物，葬礼的场合必须符合我父亲的身份和地位。卢先生的眼光很准，服务很到位，大厅里放满了鲜花、花圈等，只剩下站的地方留给前来哀悼的中外朋友、亲戚、生意上的客户和熟人。来自联合国与华盛顿的一些中国官员和职员也来了，甚至连我的好多同学都来了。
因为父母的作风诚挚、直率而谦逊，所以他们一起在纽约的这9年里，赢得了所有相识的人的尊重。他们合群、热情、慷慨，在玩扑克牌和打麻将的时候也从不小器，更别提那些严肃的事情了。简而言之，用一句美国俚语来说，他们的确是一对优秀的夫妇。
“民国奇人”张静江的最后传奇
◎往事仍在眼前◎
张南琛 （张叔驯之子） ：
二叔公晚年信佛。1936年他与印光法师见面之前就已经开始信佛，当时正是他于国事心灰意懒，与蒋介石也闹得不可开交之时。那年8月，他前去拜访了印光法师。法师不知运用何种法力，仅仅在他耳边窃窃私语了几句，就使得他大彻大悟起来，以至于临走时放声大哭（见张久香《二兄行述》），从此潜心佛门，念经打坐，吃素修行，对于世间万事似乎都已经看透了。后来在上海成立佛教协会，在莫干山建立佛堂等善事，都是由此开始的。再后来到了美国纽约，多数时间也是靠念经、祷告来打发。在纽约时他的眼疾已经越发严重，怕光，就常常一个人在一间黑屋子里念经，为中国的未来和亲人的安宁而祷告。
在纽约的朋友常去看他，给他带来外面各种各样的消息。李石曾先生是他的终生好友，他们在一起总是愉快的，因为李先生一生都在旅行中，见识多广而且富有幽默感，他们那率真而耿直的天性也有共同之处，所以直到晚年，他们还乐于一起坐在河边的绿树下（二叔公坐在轮椅上），共享回忆往事的快乐。那时常在他身边的除了家人，还有一个跟他多年的秘书皇甫先生，以及两个女佣，她们一个是与婶婆年龄相仿的赵妈，一个是年轻的陈小姐，都是跟张家一同来美国的。她们帮助婶婆照顾老人、孩子和打理家务。后来皇甫先生回国了，因为家属在国内；陈小姐后来在美国结婚成家，有了两个孩子；赵妈则始终跟张家生活在一起，在婶婆去世以后几年才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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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静江、张叔驯在海外的沧桑岁月（5）
然而“空门”并非真空地带。日本人侵华的种种兽行时时噬咬着二叔公那尊贵的民族心。他虽眼睛不好，但看得清报纸上的大字，同时天天听广播，对时局的发展他脑子里很清楚。袖手旁观不是他的个性，他总在想如何发挥自己仅有的能量来为国效力。经过他与李石曾的周密筹备，1942年12月，他在纽约自己的寓所里，召开了一次“世界国际社团同盟”的会议，旨在向各国政府呼吁和平，声援中国的抗战。美国、法国以及南美各国都有代表出席。二叔公被推为大会主席，由李石曾代为主持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主持了闭幕式。这是二叔公第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在国际会议上出现。
3年后，他双目近乎失明，只能以收听广播和吃斋念佛苦度余生。其间只有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曾给他带来短暂的快乐。到了1948年，二叔公因白内障不仅近乎失明，且伴有耳聋，但思维仍旧清晰。日本战败投降，给了他短暂的能够重回中国为国服务的希望，但是他意识到自己身体状况太糟，大概是不可行的。父亲的拜访对他而言始终是精神上的鼓励，那时只要我一回家，我们三个就一起开车去河谷拜访叔公、婶婆和堂兄妹们。所以，在父亲逝世之后，二叔公极度地思念他。
在纽约期间，尽管二叔公的身体日见衰弱，经济上也不宽裕，但他还是周到地安排了孩子们的读书和生活，对留在国内的孩子更为牵挂。他总是想办法给国内的他认为有困难的孩子寄钱。抗战胜利后，当他得知他最大的外孙女周孟慈（二小姐张芷英的大女儿）已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时，非常高兴，立马通知他的女儿女婿，火速把大外孙女送到美国来深造。周孟慈从小乖巧伶俐，很讨外公喜欢，他们住在上海思南路时，每次外公写毛笔字，周孟慈总是懂事地在旁边侍侯，要么为外公拉纸张，要么为他研墨，还时常为他快要干枯了的墨池添水，所以最得外公的喜欢。按照抗战胜利后官方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