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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义性和惩戒性的攻击行为，响尾蛇就是一个能较好说明各类反应之间差异的例子，当两条雄蛇争夺雌蛇时，它们的脖子互相绞缠在一起，仿佛在比试谁的劲大。尽 管它们的毒性对于同类与对兔子老鼠一样厉害，但这时，它们并不会互相撕咬，捕捉食物时，响尾蛇并不给予警告，它们可以从任何位置发起攻击，但如果捕食对象较大，会危及自身安全时，响尾蛇便盘作一团，头部在中心，略为前伸，处于进攻的姿势；同时昂起尾巴，震动响环，发出阵阵声响，最后，当遭遇以食蛇为生的大蛇时，响尾蛇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头藏在盘卷的身下，只是用尾部不断地打击大蛇，由此而见，要了解响尾蛇或人的攻击性，有必要明确各种特定的行为方式。
动物学研究表明，上述各类攻击行为没有一个能成为各种动物攻击行为的普遍形式。每一类攻击行为在各种动物的进化过程中都可能演进、改变或者消失，这如同眼睛的色彩会因其阴影部分的不同而异，或者象某一皮肤腺会增加或消失一样。当自然淘汰加剧时，每一类动物只需为数不多的几代，就能使其全体成员都发生这些变化。实际上，从遗传角度看，攻击行为是最易发生变化的特性之一，我们不难发现，某一鸟类或哺乳动物具有极其强烈的领土概念，它们栖息地的每一平方米都有明确的界限划分，它们或者在一起欢歌喜舞，或者大声吵嚷，或者散发恶臭，把侵入自己个人领地的同类竞争者驱赶出境，但在同一区域内还可能和平共处地生活着另一种相近的，都没有领土行为的动物，类似的粗略差异也存在于其他几种攻击行为中，简言之，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存在着一种普遍性的攻击本能。
生态学研究揭示了为什么没有普遍性的攻击本能的原因，同类成员中发生的攻击行为多数是因为其居住环境拥挤、攻击成为一种手段，以控制珍贵的生活必需品、食物或栖息场所，或者控制在其生命周期的某一时刻会变得珍贵的上述资源，随着周围同类成员的增加，动物对它者的威胁会升级，攻击频率也会大大加快。攻击行为的结果就是迫使所有成员都竭力扩张生存空间，使死亡率增高，出生率下降。这种情况下，攻击行为就被称做是控制数量增长的“密度决定因素”。随着其强度日益增强，攻击行为起着放慢增长速度并最终停止增长的调节间作用。相反，另外有一些动物很少或从未发生过生活必需品的短缺，这些动物数量的减少主要是由其他受密度因素影响的捕食动物、寄生虫或迁居等原因造成的。这些动物一般都能和睦相处，其原因就是它们的数量一般都不是很大。因而，对个体而言，攻击行为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既然如此，那就不可能通过自然选择的方式把攻击性储进这类动物的先天行为之中。
赞同洛伦兹和弗罗姆观点的新闻记者过去也曾把人类描述成科学还无法解释的残酷动物。这当然也是错误的，尽管人具有较明显的攻击本能，但人类绝不是最推崇暴力的动物。鬣狗、狮子和亚洲长尾猴是人们比较熟悉的三种动物。对它们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它们互相残杀，杀害幼兽，嗜食同类的比率远远高于人类社会，如果考虑每年每千成员之间的残杀率，人类就只能算作暴力行为很低的动物，我敢说，那怕就是考虑到战争，人类的相互残杀率仍然不高。鬣狗群内部甚至每天都在发生冲突和残杀，这种内部的自相残杀和原始人的战争非常相近。牛津大学动物学家汉斯·克鲁克曾记载了一群鬣狗争夺一头刚死去的大羚羊的情形。
两群不同种类的鬣狗咆哮撕扭在一起，但几秒钟之后，它们又迅速分开。蒙古鬣狗逃跑了。几头罗克鬣狗追了几步，然后折回到羚羊的尸体旁。另外有十来头罗克鬣狗扑打撕咬着一头雄性的蒙古鬣狗，向一切可以进攻的部位发起攻击，特别是腹部、脚和耳朵。蒙古鬣狗被围攻了大约十余分钟。与此同时，其它罗克鬣狗却在饱餐羚羊。可以说这头蒙古鬣狗完全被撕破了。后来，我仔细检查过它的伤势。看来，它的耳朵、脚和睾丸都被打掉了，脊骨显然受了伤，因而无法动弹，后腿和腹部有很大的伤口，全身皮下出血……第二天早晨。我看见一头鬣狗正在吃这头死去的蒙古鬣狗，有迹象表明，更多的鬣狗已经饱餐完毕离去了。死鬣狗大约有1／5的内脏与肌肉已被吃掉，真是同类相食！
类似的事情在其他哺乳动物的历史上并不鲜见。我想如果狒狒要有核武器的话，它们也许在一周内就会摧毁整个世界。另外，与把杀戮、冲突、殊死博斗作为日常工作的蚂蚁相比，人类简直是温和的和平主义者。如果有人想直接证实这一点，美国东部的城镇就是观察蚂蚁战争的好地方。路边、草坪，到处都可以看见大量的棕黑色蚂蚁在拼博战斗。参战蚂蚁数以千计，分属各个敌对集团，战场通常就是数平方英尺的草地“丛林”。
最后，人类攻击性的更为暴力的形式，并非是人类本能冲动周期性地突破压抑的表现形式。建立在基因遗传潜能与后天学习相互作用基础上的更为微妙的新观点，已经取代了弗洛伊德和洛伦兹创立的“精力释放”模式，新观点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人类学家理查德·西普斯提出的“文化模式”，西普斯注意到，如果攻击性象“精力释放”理论所说的一样，是在大脑中积聚起来，然后释放出来的能量，那么其释放形式可以是战争或类似战争性质的其他形式，如强烈竞争性的体育竞赛、恶意的巫术、纹身或其他残损躯体的做法，以及虐待等等。这样，战争应能减少其他较弱的替代形式。相反，如果暴力攻击行为只是由后天学习所强化的遗传潜能的实现，那么随着战争行为的增加，其他替代形式也会增加。西普斯比较了10个以好战著称的社会与10个爱好和平的社会，他发现“文化模式”比“精力释放”更有说服力：在战争发展的同时，竞争性体育运动和其他暴力程度不及战争的行为方式取得更大的发展。
人类攻击性是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具有一定的规律，是可以预测的。这一概念与生物进化理论相吻合，也应能使长期争论不休的先天－后天问题的双方都能接受，一方面，攻击行为的铤而走险的形式，如战争行为、犯罪攻击行为等，的确为后天学习所得；另一方面，如第三章所指出，学习是有先天性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先天因素使我们容易产生非理性的敌意，如果对此采取危险的放任态度，敌对情绪会自行发展，最终失却控制，转向异化和诉诸暴力，攻击性不象液体持续向容器器壁施加压力，也不象倒入空杯的一组活性配料，准确地说，它更象是一剂已经混合的化学物质，只要加进催化剂，加热搅拌，便会发生转化。
这种中性的神秘变化的产物就是人类特有的攻击性反应。假定我们把所有动物可能具有的行为方式都列出来，攻击行为就有23种，分别标为A到W。人类没有也不可能具备每一种行为方式。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社会形式都考虑进去，人类也许能表现出16种行为方式，即A－P。再者，人类也不是均衡地发展每一行为方式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迹象是，在所有现存的养育儿童的条件下，总共大概能有7种不同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A－G；而另外9种，即H－P，只存在于极少数文化环境中。可以说这就是遗传机率模式。我们认为，在每一生存环境中都存在一个相应的反应概率分布。要使上述统计数据具有更大的实际意义，还应将人类与其他动物进行比较，我们发现罗猴只具有F－J5类攻击行为，并且偏重于F－G，有一种白蚁只有A类行为，另一种白蚁只具有B类行为。特定的人能具有哪些行为取决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和自身经历，但其总的可能的行为种类范围与猴子和白蚁一样却是遗传的，而每一行为方式的演变发展正是社会生物学家们试图分析的对象。
在各种攻击行为中，领土攻击行为是可以直接用生物学研究的新观点来分析评价的。研究动物行为学的学者们给领土下的定义是：通过公开捍卫而直接获得或通过声明主权而间接获得的、基本上独属自己的区域，领土区域都有一定的生活资源，包括较为稳定的食物源、栖息所、性交场所和生育场所，通常对于竞争者来说，资源是有限的，而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