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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最低工资制极为类似，由于租金管制并不是针对扶贫的政策，富裕家庭同样从政策中受益（纽约州的一位著名的众议院议员同时拥有4套租金控制公寓）。而且，租金控制使已经拥有公寓或住房的家庭受益，而尚无住房的家庭依然没有得到实惠。最终租金管制城市中非管制片区的租金价格高于不实行租金管制的城市的租金价格，因为管制会大大减少出租房屋的数量。
更好的办法：租金补贴，比如仅发给贫困家庭住房优惠券，居住地点有更大的选择余地。与房租管制不同的是，租金补贴不会减少住房的供给，也不会导致住房存量质量下降。
事实上：如果是为了帮助穷人，那么收入补贴远比规定最低价格（如最低工资）和最高价格（如租金管制）有效得多。但归根到底，政府干预市场带来的扭曲和损失还是会大于收入补贴政策带来的收益。政府偏好价格管制，或许就是因为收入补贴政策的成本是直接的并容易测算，而价格管制的成本是隐性的并很难测算。所以，对于多数人而言，经济政策越透明越好。
环境保护主义者避讳的问题：环境亲善政策收益总是大于成本吗？
经济学家反对 “绿色”环境行动是基于以下这个严肃的问题：绿色政策的收益总是大于成本吗？
环境保护主义者总是底气十足地回答：是的！但经济学家的回答就谨慎得多。分歧中有些是基于价值观的争论（比如，解决贫困问题和洁净的环境孰重孰轻？），还有一些是“残酷的现实”需要人们去面对。这里要举的是关于滴滴涕（DDT）的例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的一段时期中，DDT作为有效的杀虫剂用于消灭携带疟疾、伤寒等疾病病菌的害虫。1930~1970年间，全世界伤寒发病率由017％下降到002％，发达地区的下降幅度大大高于贫困地区（如非洲）。1948年，瑞士化学家鲍尔？赫尔曼？穆勒因发明高效杀虫剂DDT荣获诺贝尔医学奖。20世纪50～60年代，DDT在消灭虫传播疾病和农业虫害中得到广泛运用。
然而，1962年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改变了人们对DDT的态度，这本书成为早期环境保护行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卡森质疑DDT对人类和野生动物尤其是鱼类的健康有副作用。20世纪70～80年代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禁止在农业中使用DDT，以威力逊于DDT的其他杀虫剂对付疟疾。在过去的30年里，一些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如秃鹰和游隼数量开始增加，这被环境保护主义者作为支持禁用DDT的有力证据。
不过近年来，有人对DDT的使用与物种灭绝之间的关联性提出质疑。DDT与人类的一些癌症之间的关联也受到怀疑。更为棘手的问题是非洲疟疾死亡率：由1970年的01％上升到2000年的017％。每年约有5亿人感染疟疾，死亡人数约100~150万（大部分是儿童），相当于每天都有7架巨型喷气式飞机失事造成的死亡人数。
人类为挽救野生动物而禁用DDT带来的收益是否大于人类付出的代价呢？环境保护主义者会反对这样的问法，认为两者不能相提并论。这种看法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在2006年遭遇了一个两难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打破延续了25年的禁令，允许疟疾感染地区在家中喷洒DDT，不过DDT仍然禁止在农业领域作为杀虫剂使用，莫桑比克是世界上疟疾的重灾区，类似项目的实施使儿童疟疾发病率降低了近90％。
必须问一句：所确定的项目或政策的收益大于成本吗？
如果政府官员或政策倡导者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或拒绝回答），那么他们的方案就不值得支持。诚然，成本收益的度量并非易事，有时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评估。一些政策支持者不赞同将生命、健康和环境进行估价，最普遍的托词是收益和成本很大程度上都是自助式的（selfserving），很难进行客观估价。
这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许多政府和非政府部门投入巨额资金却收效甚微。经济学家对社会成本大于社会收益的部分给了一个不雅的称谓：死损。研究表明美国约40％的管制成本大于收益，这些项目导致的死损金额达数千亿美元。这些原因的讨论并不针对特定政策，而是要突出以下的重要原则：
在*社会中，选民对任何项目或政策需要知道下面问题的答案：这个项目物有所值吗？或者说，实现既定目标有无更节俭（损失更少）的替代方案？
接下来的两章将举出一些成本或损失（通常出乎人们意料）大于收益的政策实例。本书后面的更多章节还对旨在为克服市场失灵和解决收入不平等而采取的政府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第7章 企业优惠：劫贫济富之举（1）
取消企业优惠的计划是为数不多的获得左右两派权威专家认可的项目：左派的理由是绝大多数的补助最终落到富裕企业的腰包中去了；右派认为这是滋生政府浪费和滥用职权的典型例子。
企业优惠（或说好听些，是政府对重要的经济部门的扶持）的理论依据是弥补市场失灵。例如，由于企业不能获得R&D的全部好处（因为其他企业也从R&D中收益），因而企业对研发的支出存在不足；还有，如果国外政府对出口导向的产业（如商用飞机）给予补贴，则会考虑美国政府是否该采取相同的政策。
企业优惠有三种形式：政府补贴、税收减免和保护主义，每种形式都花费不小。据测算，联邦政府每年提供的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在600亿~1 000 亿美元之间，每年公司税收减免额约100亿~150亿美元之间。
纳税人的钱能否用得更合理呢？至少有8点值得商榷：
给企业优惠的理由是市场失灵有些夸大了，市场失灵是政治争论中常用的论据。
政府在评定产业成败时往往错误百出（参见第2章）。
企业优惠不公平，有政治权势的企业获得更大的份额。
企业补贴是一种退步，因为政府向公众筹集的资金流入到富裕企业及其股东腰包里。
政府干预市场为掠取消费者支出的利益集团创造沃土——即使是出于公心的政策也难逃此劫。
直接、间接补贴扭曲了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破坏了市场效率。
税收减免和保护主义的企业优惠形式比较隐蔽，成本的最终负担者很难意识到是自己负担了成本。
大量的金钱花费在院外活动上，经常与*程序唱对台戏。最坏的企业优惠是政府补贴，有百害而无一利。
富国对农民的补贴损害了富国消费者和穷国农民的利益
农业政策与政治的关系要比与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农民的政治影响力来自一些基本的担忧：第一，是对粮食供给安全的担忧，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过分依赖外国食品供给或面对自然灾害措手不及，美国的农业资助计划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农产品价格崩溃（正值大萧条），旱灾使许多农业家庭陷入贫困，资助计划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出的。第二，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倾向于保留富有浪漫色彩的小型家庭所有农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还有一个担忧源自美国农民生产力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由于先进的机械设备、技术和管理的引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农业生产翻了10番，生产力的高速增长引起食品价格（考虑通胀因素之后的价格）长期持续下降，这一变化有利于消费者，但对农场尤其是小型农场是非常不利的。
虽然是出于好心，但农业支持项目耗资巨大、缺乏效率。为挽救农场，支持农民的经费来源是食品价格上涨或更高的税收，支持额度是农民收入的若干倍，而且用于支持小农场的项目资金最终却由并不需要扶持的大农场获得。
虽然农业部门的就业岗位仅占全部工作岗位的2％，华盛顿（指美国政府）的直接或间接补贴中（2006年总价值达到450亿美元）约有半数用于支持农业部门。问题是补贴中的3/4被最富的10％的农民获得了。
欧洲和日本的农业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更严重。无论是与农场的收益之比还是与GDP的比值，欧洲与日本农场得到的补贴远远高于美国农场，近一半的欧共体预算用于共同农业政策（CAP）。20世纪中期，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