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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我们提倡与强调在大学、研究生阶段要自由、自主的广泛读书，不仅是为了增长知识，获得谋生的手段（当然我们也不必回避这方面的目的），更是为了自身的精神成长，是为了解决自己的人生观问题，建立自己的终生信仰打基础而读书，是为了〃立人〃而读书。我们读书、学习、作研究，都要问一个问题：和自己的生命成长有什么关系？和自己的生命无关的读书，那是死读书；和自己生命无关的研究，那是毫无活力的研究。
这里，我想讲一点个人的，也是我们这一代的一段经历和经验。那是在〃文革〃后期，客观现实的种种，都使我们感到绝对的失望，我们自己也陷入了极度的迷茫：这种情况颇有些接近今天的某些敏感的大学生。怎么办呢？于是，一群朋友悄悄集合起来组织读书小组。我们读书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要通过读书，解决〃自己向何处去〃的问题。但我们又都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理想主义者，因此，在我们看来，〃自己向何处去〃是和〃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这样一些更广阔的、更根本的问题连接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们是把自我生命的成长和祖国、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读书动力：为寻求国家、民族，以至世界发展道路而读书，为寻求自己精神发展之路而读书，一句话，为寻求真理而读书。
但另一方面，我们当时的读书环境，条件又是极其恶劣的，是今天你们所难以想象的。首先是没有书可读。〃文化大革命〃中把许多书都烧毁了，或者封存了，而我们又地处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就更找不到书读。我们就只有偷书，这里不妨向大家坦白：我也和学生一起将学校图书馆封存的书偷出来读，当时我们都拿鲁迅小说里的孔乙己的话自嘲：〃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但即使这样，能够读到的书也很有限，我们当时读的主要就是鲁迅的书、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书。我们读得很认真，一字一句地读原著，一起讨论，热烈地争辩。而这些讨论、争辩，都只能秘密地进行。因为在〃文革〃中，古今中外的著作，都被称为〃封（封建的）、资（资本主义的）、修（修正主义的）〃，阅读、讨论这些著作就会横加〃放毒、散毒〃的罪名。即使是读鲁迅著作、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也会被看作是对毛泽东思想著作的不尊，更何况我们读鲁迅、马列，是以此作为批判现实的理论武器，那就更是大逆不道。在当时，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形式不同的读书小组，后来被称之为〃民间思想村落〃，据我所知，就有不少读书小组被当作〃反革命小集团〃而遭到残酷的镇压。而这样的危险性，我们都是意识到的，也就是说，当时我们是冒着风险，顶着巨大的压力来读书的。我们那个读书小组，大部分成员都是小学毕业生、中学生，只有我一个人是大学毕业生，都称我为〃钱师〃。这些年青朋友都向我提出一个要求：希望我给他们讲讲西方文学经典，因为他们很少接触过。一个偶然的机缘，得到一本法国喜剧大家莫里哀的《铿吝人》。但又不敢公开地讲，只能选择一处偏僻的深院，大家一个一个地溜进去，然后拉上窗帘，在昏暗的灯光下，轻轻地讲：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次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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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我们〃中的〃我〃，〃我〃中的〃我们〃（1）
6。 〃我们〃中的〃我〃，〃我〃中的〃我们〃*
〃我们〃社成立十年了！这是很让人兴奋的，一个大学里的学生社团，能够这样坚持下来，而且队伍越来越壮大，很不容易。这是我首先应该向大家表示祝贺的。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顾问，我也有很多的感慨。因为在座的同学，我都不认识了。我是2002年8月退休的，而同学们大部分都是在此之后入学的。见到你们，我真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不过我们之间好像还能够进行对话，这又是我感到欣慰的。
今天，我主要想和同学们讨论一个问题。十年前，〃我们〃社刚成立时，我有一个题词，讲的是我对〃我们社〃命名的理解，一共十个字：〃我们中的我，我中的我们。〃当时，我没有作任何解释，这十年来，也没有机会讲，今天，就来作一个迟到的说明吧。
我之所以十年不变地关注，今天又要来特意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和〃我们〃的关系，是一个现、当代文学里的大问题，也是一个人生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在当下的中国，或许还有一种现实的意义和迫切性。
这也是最近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多数人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在座的同学，大部分已经做到了〃衣食无虞〃，不愁吃，不愁穿，也有地方住……其实，都是你们的家长、国家给包了。这时候，你就应该考虑，如何有尊严、有意义地活着，追求怎样一种合理的、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生命存在方式，这就是〃价值重建〃、〃生活重建〃的问题。具体地说，你就必须思考：要追求怎样的更健全的人性发展？如何更新、建立更健全的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如何更新、建立更健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个人和国家、社会、世界的关系，个人和自然、宇宙的关系？等等，以此重新确立自己的生命个体在群体、社会、世界的位置，建立属于自己的健全的人性秩序，为自己的生命给出一个意义。
在这样的视野下，同学们大概已经明白我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问题的意义了。〃我〃和〃我们〃的关系，也就是〃个体〃和〃群体〃的关系，应该是我所说的〃价值重建〃、〃生活重建〃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所涉及的问题也很多，今天无法全面展开。我想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讨论，看看二十世纪里我们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怎样的思考，曾经走过怎样的路：这也是我经常提到的〃二十世纪中国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比较强调〃我们〃的，它对人的理解和想象是：人是家庭中的人，社会中的人，国家中的人，而比较少地考虑个体的人。鲁迅他们那一代，以后〃五四〃那一代，所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鲁迅在五四时期所写的杂文里，就十分感慨：中国人只有〃父亲的儿子〃、〃母亲的媳妇〃的概念，而没有〃人之子〃的概念，不承认子女是〃独立的人〃，有〃与成人截然不同〃的独立的〃孩子的世界〃。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子女对父母的依附关系，〃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因此，鲁迅这一代先驱者就提出了要〃解放自己的子女〃的呼吁，其关键就是承认他们的生命个体独立地位、权利和价值（参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于是，就有了鲁迅《伤逝》女主人公子君的那一声呐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里的中心词，显然是〃我〃，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几乎可以看作是五四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这样，〃个性解放〃就成为五四思想与文学的基本主题。五四文学之所以那样风靡一时，就是因为塑造了有着鲜明的个性、独立的意志、努力掌握自己命运的男女主人公的形象，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人〃，传达了那个时代的年青一代的心声……这些，都是中文系的同学所熟悉的，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五四时期之前，在二十世纪初期，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还对〃类〃的观念，即仅把人归为某一〃类〃，而不是某一〃个〃，提出质疑。比如把人仅仅看作是〃国民〃，而忽视其〃个人〃的存在，这是一种民族主义的人的观念，发展到极端，就成了国家主义，即强调为了国家的利益，应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和自由。当时孙中山就竭力推行这样的国家主义，这也引起了启蒙主义的先驱者的极大警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就专门写文章批判国家主义，提醒要提防掌握国家权力的利益集团，以〃国家代表〃的身份，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要求人民无条件地牺牲，放弃对个人幸福、权利、自由的追求。并且他指出，片面强调〃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容易陷入非理性，容易被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