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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认为这是对其战略利益的挑战，又不愿武力介入，于是动用粮食禁运这一武器。卡特政府于1980年1月4日公布禁运政策。随后主要出口国加、澳、欧盟同意参与，美国希望对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造成破坏性影响，从而给苏联带来国内政治压力。然而，1980年苏联已进口粮食达3120万吨，与计划进口量仅差10％，从而对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很微小。1980年是大选年，里根当选总统，他在就职后取消了禁运。
这次禁运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世界不是铁板一块：①出口国达成共识困难。美国及其盟友发起禁运了，但是其他国家抓住了商机，泰国、西班牙、瑞典这些以前通常不向苏联出口粮食的国家，开始向苏联大量出口粮食。②难以控制粮食的转口输送，美国等国粮食卖给第三国后，第三国转卖给苏联。③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影响。美国是农业出口大国，禁运触犯了相应利益集团的利益，它们批评政府并要求政府给予补偿。这也成了总统大选期间的一个对卡特的攻击点，里根上台后就据此废除了禁运。
这也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多元化的现实。
3。 国家形象的武器
冷战也是两个不同国家体制的斗争。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国民生计，也为了彰显制度上的优越性，从而猛抓工农业生产。中国和苏联在这一过程中为国家的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但是在政策的推行上，走了一些弯路。
以中国为例，1958～1960年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希望短时间内国家能赶英超美。在农业领域，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 500亿斤。官员为了向上级争功，“浮夸风”盛行，如1958年7月，湖北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早稻亩产15 361斤，放了一个大“卫星”。同年农业部公布夏粮产量同比增长69％，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出40亿斤。这些账面上的成绩代替不了现实。随后就发生了1959～1961年的名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饿死了许多人。
几乎同时期，苏联的赫鲁晓夫也希望通过狠抓粮食生产来展示优越性，包括他在全国不顾地域地推广种玉米，虽然在局部有成效，但是在其他许多地方颗粒无收，从而导致了1963年全国性的歉收。1964年，赫鲁晓夫把地方的党委分成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以加强农业生产的管理。但是这导致了官僚机构扯皮、行政效率低下的毛病，并成为政敌让他下台的口实之一。
在这里，粮食就成了成就的指标。但在缺乏科学的规划基础上，往往导致欲速则不达的结果。
4。 以粮食为诱导
禁运是一种手段，粮食援助也是一种改变其他国家立场、实现本国战略利益的方式。
1959～1961年间，中国严重饥荒时期，中苏两国关系有交恶的趋向。此时，美国总统肯尼迪及其政府认为这给美国带来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契机，尤其是在和苏联对抗的大背景下，缓和中美两国关系，能够缓解美国的战略压力，于是决定尝试通过粮食援助以实现这一目标。为此，美方制订了援助中国的方案，并通过不同渠道向中国传达这一信息。
在这个沟通过程中，中国特使王炳南表示，“中国人民绝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因而拒绝了美国的粮食援助提议。美国以粮食援助来获得盟友的计划再次遭遇了挫折。
不过美国也有成功的范例，如在冷战时期停止对印度的粮食援助，最后迫使印度跟美国改善关系。
冷战时期的粮食武器，展示了这样的景象，即涉及民生的这些物资也成了武器。但是是否奏效还要看各个对象国的态度，以及通过多种手段对抗制裁和引诱的决心。今天，这种粮食武器更会具有全球化的特点。
。 想看书来
谁在控制着我们吃什么
2007年9月，我（周立）在美国中北部做农场调查时，有一晚住在衣阿华州的农民盖瑞家。盖瑞只耕作2英亩土地，拥有一个小型农场。晚餐中，我们谈起了食物收益的分配结构。他深有感触地从柜子里拿出了一盒早餐燕麦片，问我：“你说，这盒燕麦片我们农民能得到多少钱？”他告诉我，这盒美国人最常见的早餐食品，在超市中至少卖美元，而出售燕麦的农民，只能从中得到5美分，也就是。实际上，伴随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食物结构的变迁，消费者在食物上的花费越来越多，农民得到的收入却越来越少。钱被谁赚去了呢？是那些食物巨人—大型食品企业。在认识了食物帝国的粮食武器后，我们还有必要认识食物的商品化，以及食物巨人在食物商品化过程中的推动作用。
从1996年起，美国新的农业法案实行，以农业补贴制度代替了粮食储备制度。市场价格高，政府减少补贴；市场价格低，则增加补贴。1998年后，美国政府的农业补贴一直稳定在每年200亿美元，但是这200亿美元的补贴，表面上是进入了农民的口袋，实际上，农民的农场收入，在近些年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美国农场的全国净收入，由一度的540亿美元，下降到不足500亿美元。补贴实际上全部落入了控制农业生产上游投入品和下游加工、储运、销售各个环节的食品集团手里。
这些粮食寡头，在得到低价商品粮的补贴后，以此为原材料基础，建立了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食物竞争力—廉价粮食基础上的廉价食物体系。这一强大的资本，不仅扭曲了食物利益的分配结构，还扭曲了食物加工结构和贸易体系，扭曲了消费者营养体系，使得公众健康受到巨大威胁。
就食物加工和贸易而言，这些食品集团涵盖了农产品投入、生产、加工和销售的每一个环节，实现了全球性的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使得跨国交易变成了公司内部贸易。他们有选择地只让农民种少数经过基因改造的高糖或高油谷物，使得一两代前还十分自然的食物结构，已经变成了无处不在的人工食物结构。这一食物结构，主要建立在对廉价的人工配置的高糖和高油玉米、大豆等转基因作物的利用上。而健康的农产品，如水果、蔬菜等，得不到一分钱的政府补贴，其生产规模相对于需求在萎缩，消费人群越来越集中于中高收入阶层，其价格也在不断地上涨。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的新鲜水果和蔬菜价格，已经上涨了40％，而软饮料、糖类、油脂类以及饲料家禽等价格，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软饮料价格下降了20％多。
于是，表面看，美国人的餐桌在丰富，世界上各个发展中国家国民的餐桌也在丰富。然而，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怪现象也随之出现，穷人越来越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步发达国家后尘，它们的国民也越来越多地患上了肥胖症，而真正的富人，却体态正常或消瘦。这正是农作物体系的失衡带来了食物加工体系的失衡，从而带来了消费者营养结构的失衡。一个又一个表面自由和自主的消费者，变成了按公司开出的食物配方喂养自己的食物消费机器。
为了俘获更多的消费者，我们看到，铺天盖地的营养广告、营养专家建议，以及一波又一波的饮食潮流，在冲击着人们的胃肠和心灵；一个又一个消费者，削尖了脑袋要迎合被产业资本定义的格调和风尚，却一个又一个地掏空了钱包，落入了不健康、不自然之中。有数据显示，美国农业部亿美元的营养教育预算，与食物与饮料公司的“营养教育”相比，少得可怜，仅是百事可乐（12亿美元）的、食品集团（66亿美元）的5％。消费者被谁教育、被谁洗脑，由此一目了然。
农业是一个与自然相交换的部门，农业生产者的组织化是相对分散的。食物消费者由一个个小家庭和个人组成，更谈不上有效的组织化。可是，将生产者和消费者连接起来的食品集团，却是高度组织化的。在美国以及少数农业大国，它们与另外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强势机构—政府，实现了强强联合，于是，就出现了强者的盛宴和弱者的眼泪。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如何考虑安排市场交易者的对等地位，可能是避免美国故事在中国上演的关键。但要应对食物帝国的扩张，则远远不是在市场经济框架下能够解决的问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