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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只会大手大脚地浪费吗
继小布什总统的减税提案在2001年初吸引到广泛的政治关注后，内布拉斯加的共和党议员汤姆·奥斯本（Tom Osborne），在议会厅里对白宫发起了攻击。
“底线是这样，既然那是你的钱，”他说，“你当然比华盛顿的任何人都更清楚怎样花它更精明。”
自此以后，总统和其他政府官员翻来覆去地引用这句话，打得抗议对高收入者减税的人哑口无言。
这一说辞如此管用，一部分原因是它符合选民的常识。毕竟，花自己辛苦挣来的钱，人们显然会多长个心眼儿。华盛顿的那些面目模糊的官僚，用的都是别人的钱，怎么可能会更谨慎呢？
政府为完成工作支付了大笔不必要的开销，这一类的案例频频见诸报端，也支持了“那是你的钱”一说。最出名的例子是五角大楼曾花640美元买了一个马桶圈，还有一回花435美元买了一把普普通通的铁榔头。
虚报价格只不过是浪费的一种形式。另一种更为重要的形式，是付了公道价格，但所做的事情却没什么意义。后一种浪费，在私人支出方面较为常见——倘若碰到富人们发狠斗起富来，情况就更是糟糕。
想想看，每到圣诞假期，富人们在一支手表上会花掉多少钱。《纽约时报》12月要刊登数之不尽的整版广告，为售价好几千美元的精美手表大做宣传。
其中最叫人垂涎的是精致的机械手表，附有各种各样、意在提高其走时精确度的“复杂功能”。比如陀飞轮，就是一副小型陀螺仪，它每分钟对表内的主要机械装置加以旋转，从而减少因为地球重力场造成的误差。钟表大师让·杜南的杰作“万国表”，售价高达700 000美元，可即便稍逊一筹的百达翡丽、劳力士等厂商生产的同类产品，也至少要卖5 000～100 000美元。
和马桶圈、铁榔头不同，这些表制造成本确实高，所以支付大价钱的买家并没有挨宰。然而，换另一个方向来看，他们的钱大体上仍是白白打了水漂。因为哪怕这些表使用了各种复杂的机械装置，也比不过一块售价30美元的电子表精准，电子表采用石英晶体振荡机制，不受重力影响。
那为什么人们要购买昂贵的机械表呢？曼哈顿阿伦·法伯钟表行（Aaron Faber Gallery）的老板爱德华·法伯（Edward Faber）近来形容购买这些表的顾客说，“他们都是30～50岁的男性，想要把这‘象征权力的工具’戴在他们手腕上，借此特立于芸芸众生。”问题在于，一块表要能突出主人的身份，它的售价必须比芸芸众生戴的表贵得多才行。所以，一旦普通人提高了开销，要特立独行的价格也随之上涨。最终，大家的情况并不比所有人都减少开支时更佳。
高端私人支出的其他形式，也是受类似力量驱动的。举个例子，上个月在迈阿密，为庆祝女儿安波·瑞德金尔（Amber Ridinger）13岁的生日，爹妈给她买了27 000美元的D&G礼服，还请杰鲁（JaRule）、亚香缇（Ashanti）等大牌明星到生日宴会上开现场音乐会。
大卫·布鲁克斯（D*id ）是一家军火企业的老总，该公司为驻伊美军供应防弹衣。女儿生日的时候，他邀请了女儿的150位朋友到曼哈顿洛克菲勒中心顶楼的“彩虹堂”，50 cent、唐·亨利（Don Henley）、史蒂薇·妮克丝（Stevie Nicks）等一线歌手为他们当场献艺。据报道，整个生日宴会耗费超过1 000万美元。
尽管这些事情招来社会批评家的指指点点，当事家长却并非发了疯。他们只不过是花自己的钱为女儿搞个特别的庆祝会罢了。既然要特别，总得表现点跟普通庆祝会不同的地方。于是，问题来了：昂贵的生日宴会成了一门日新月异的产业。
凯文和丹雅·蒙代尔是“欧戈尔…古戈尔”（Oogles…n…Googles）公司的创办人。这家公司专门操持儿童宴会，提供顶尖服务。两人新近宣布要开特许连锁店。可不管家长们花多少钱，达到特殊地位的生日庆祝会仍然只有寥寥几个，并不比大家都少花钱时更多。
那么，平均而言，我们毫无理由指望对富裕家庭大幅减税有益于稀缺资源的有效分配。
最后，裁减下来的这部分税收，政府原先并没有完全浪费掉。比方说，大部分钱都是从食品券项目中扣出来的，而食品券则是用来帮助穷困家庭用公平市价购买食物用的。再说，哪怕政府确实按虚高的价格买了一些东西——比如定价高得足以带来暴利，让爹娘为孩子花1 000万美元开个庆生会的防弹衣——不少东西总归有着至关重要的用途。
反过来看，新近靠裁减预算省下来的税款，大部分都会落到那些早就什么也不缺的家庭手里。这些家庭会拿着钱去追求“特别玩意儿”。可惜“特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成功实现这一目标的家庭总数，并不比从前更多。
从“那是你的钱”必然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政府绝不应当把钱从富人那里再分配给穷人。如果我们遵循这一劝谏，政府放弃现行政策，那么，贫苦者的民生显然会变得更为多艰。但更出人意料的一点是，不进行财富再分配，往往也会减少富人本身的财富。下面我会解释为什么会这样。
3 反政府势力为什么会让我们更贫困
倘若你请反政府人士从公共政策十大戒律中举出最重要的两项，他们大多数人会选择（1）公共支出应当在绝对值上维持最低水平；（2）国家不应当把收入从富人手里再分配给穷人。
没有政府会认真对待这些戒律。可它们给公共政策决策造成了显著影响，美国尤其如此。可惜，这些影响的作用方向，恰恰有违反政府势力的本意。
问题在于，不违背这两项戒律，许多成效斐然的公共政策是不可能制定出来的。所有重大的政策调整必然会使一部分人受益，使另一部分受损。倘若赢家的收益远远大于输家付出的成本，那么我们总可以找出解决办法，让所有人都迈步向前。可这些解决办法往往牵涉到提高税收，把收入转移给穷人。
限制汽车排放的规定就是一个切题的例子。因为这种规定提高了汽车的价格，大部分地区的立法机构都将陈旧车型排除在外，以免为低收入者（毕竟，开旧车的人大部分都属于低收入者）带来无法承受的成本。然而，豁免旧车给社会带来的成本，远远超过了它给穷人带来的福利。
举例来说，全洛杉矶尽管只有不到10％的汽车使用年限超过15年，但它们却带来了半数以上的烟尘。豁免这些旧车，必然需要对新车施以更严格的标准。可减少新车排放的廉价方法，能用的都已经全用过了。根据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研究，想通过进一步收紧新车标准来使空气质量达标，所需成本是取消旧车豁免政策的好几倍。
凭借对高收入司机提税，政府可以向低收入司机提供购车补贴，让他们报废旧车，买一辆新近生产的、排放更清洁的二手车。这样一来就不用对新车加以昂贵的排放标准，由此能够省下不少钱，远远超过了向穷人提供补贴需用的税款。富司机和穷司机实现双赢。
问题在于，这样的举措违反了本文开头提到的两条戒律。到目前为止，反政府人士还占着上风。他们以支持经济效率做借口，限制政府预算，阻止对低收入家庭的部分再分配。可在这个过程里，他们其实在掏空每个人的口袋。
有人以为，小政府跟经济效率是同义词。非也。诚如排放标准一例所示，经济效率有时要求政府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类似本例的情况，在美国普遍存在。以医疗保健为例，美国采用的私人保险制度比其他所有工业国家使用的“单一给付制度”（single…payer system）成本高得多，结果却糟得多。但改用单一给付制度要求提高税收，为低收入公民增加福利，故此也就违背了两大戒律。结果，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用着一套人人都觉得运作不良的医疗制度。
在反贫穷政策方面，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提高劳动收入税收减免（earned…ine tax credit，简称EITC）是改善贫苦劳工阶级生活标准最直接的方式。有了这一政策，那些收入低于标准的民众可以从一般性税收收入中获得津贴。它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做法不同，不会打消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