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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随机抽查、严厉处罚违规者的条款，也做得很明智。大幅裁减国税局职员，削减税务局预算，使得税务稽查率较之1996年降低了一半以上，这种做法是否明智，还得三思。
亚当·斯密本人很清楚，市场中看不见的手并不总能为所有人带来最大利益。当个人和社会利益出现矛盾，光呼吁民众自觉遵守还不够，还需辅助以有力的惩处措施。诚如里根总统所说，“信任，但也要查证。”
2008年总统竞选活动期间，很多人谈到为什么人们自愿为总统竞选付出时间和金钱。标准的经济解释——通过政治捐赠，换得工作和合同——可以解释部分案例，可它显然无法说明，为什么还有会数百万的民众寄出小额捐款，不指望获得任何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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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什么肯尼迪“不要问……”的口号深得民心
传统的经济模型假设，人在狭义上都是自利的。倘若“经济人”——模型里的典型理性行为者——在人行道上捡到一个钱包，他一定会把里面的钱揣进自己兜里。他不给不再光顾的餐馆留小费。他从不在总统选举中投票，更不会匿名为选举活动捐款出力。
这种态度源自所谓的“搭便车”问题，也即理性选择论的一大基石。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经典之作《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一书中阐述过这个问题：就算民众跟总统候选人的政治目标相同，在竞选活动中捐钱出力也不会给他们什么重要的物质利益。毕竟，依照法律，现金捐赠最多不可超过2300美元，所以，就算捐了最高额，也不可能对选举结果造成什么影响。同样道理，参加竞选活动的志愿工作者——哪怕他出力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拉到了成百上千张选票——也不可能因为选举获得什么好处。
尽管搭便车问题的逻辑看似有着很强的说服力，但人们的行为却跟它的诸多预测形成了截然的对比。例如，2008年1月，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在总统选举活动*获得超过来自250 000人次、总计320万美元的捐款，帮他竞选的志愿工作者更是不计其数。其他竞选活动也因为支持者们主动把狭义自利踢到一边，获得了类似的好处（当然，可能不如奥巴马这次来得声势浩大）。
自利模型的死硬鼓吹者有时会反驳说，因为主动参加竞选活动，志愿工作者们收获了各种个人利益。比如，他们经常碰到有意思的人，或者知悉了诱人的就业机会。至于巨额捐献者，要是他们支持的候选人胜出，说不定会得到驻外大使或其他重要职位作回报呢。
说得没错，而且很适合形容那些竞选经费“打包工”——也即从亲朋好处筹措到数十万美元的捐款人。可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小额捐款人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位南卡罗莱纳州的老妇人，给自己挑选的候选人寄了三美元零一分，显然没指望来年1月总统会指派自己当驻英大使。有的志愿工作者在家为其他选民提供电话咨询，或是负责其他没什么社交机会的任务，他们又是贪图的什么呢？
从传统自利模型的角度出发，这种行为相当于地理学上绝不可能发生的“河水逆流”现象。可人们常常热切地渴望参与一些超越自身的宏大活动，而且它也并不仅限于政治领域。比方说，我们经常看到体育迷们罔顾成本效益计算的标准，摇滚乐队的歌迷们也一样。
游走于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及其他学科交汇地带的研究人员对集体行为的反常本性提出了一些有趣的看法。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什曼（Albert ），是首批严肃研究此类现象的学者之一。1982年，他在《转变参与》（Shifting Involvements）一书中承认，利己主义在某些时代的确是支配性人类动机。可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少人积累起了越来越多的物质商品，但同时开始体验到失望感。每当消费标准提高，人们必须更辛勤地工作，才能勉强维持当前的地位。压力增加，人们越发不愿向公共领域贡献资源，情况一步步走向恶化。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觉悟的消费者也更容易接受来自社会运动组织者的呼吁。
最终，引爆点到了，赫什曼说。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对个人利益的拼死竞争，把精力投入到集体目标当中。“搭便车”问题无法再阻止他们，不光因为他们减少了为个人消费赋予的价值，也是因为他们从献身公益事业中找到了满足感。如此一来，自利模型认为是成本的东西，公益积极分子们却认为是好处。
按照赫什曼的说法，类似的心理动态左右着集体行动的追求。有些时候，支持者数十年如一日地投身某一社会运动，可到了某个时刻，他们开始变心了。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大概是界定高尚行为的标准随着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积极寻求公民道德的人越来越多，靠参与志愿工作很难再赢得道德上的赞许。部分受挫的志愿者放弃了社会运动，转而追求个人利益，剩下的追随者也感到了压力，想要半途而废。到了这个点上，整个循环又从头开始。
赫什曼对美国20世纪的社会运动进行了一次非正式调查，他得出结论，这类循环的平均持续时间是20年左右。也有的时候，某一模式的重现周期更长。
不少人认为，民众对奥巴马呼吁全民参与的态度，跟20世纪60年代约翰·肯尼迪总统发起类似呼吁时一样。那时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满心怀疑。比如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1962年写了《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 and Freedom），开篇就引用肯尼迪在就职典礼演说中的著名段落，“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弗里德曼觉得这个说法真是莫名其妙，绝非“自由社会中自由公民值得奋斗的理想”。
“自由的人，”他写道，“既不会问国家能为自己做什么，也不会问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
奥巴马参加总统竞选所掀起的热潮，似乎给某些经济学家带来了同样的困扰。面对为公共利益做出牺牲的倡导，尽管“经济人”无动于衷，现实情况却是：许多人深受感动。
自利显然是一项重要的人类动机，大多数时候，说它是最重要的动机也不为过。但它从来不是唯一重要的动机。至少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刻，狭义的自利模型完全没看清故事真正的来龙去脉。如今恐怕正是这样的一个时刻。
一方面，是制药公司捐款数百万美元资助参众两院议员的竞选活动；另一方面，是两院议员正在为一项法案投票，该法案禁止政府代表医保用户谈判，获取打折处方药。两相对比，潜在的利益冲突昭然若揭。“好政府”论者一直呼吁，政治竞选应使用公共财政经费，以便消除此类利益冲突。下来我将解释为什么这种方法在美国的“宪法制约”条件下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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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律能遏制政治献金的腐败影响吗（1）
奥巴马宣布，他拒绝在总统竞选活动中使用公共财政经费。此举招来了各方的猛烈抨击。连一部分最热心支持者都批评他，说他为了获得资金优势放弃了“好政府”的理想。
但批评意见忽视了一点重要事实：上述竞选经费改革方案，为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禁止。从这一点来看，奥巴马在竞选中使用的方法，或许是限制金钱对政治*影响且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唯一途径。
许多“好政府”主义的拥护者说，他们支持竞选使用公费，因为竞选支出太过浪费。确实如此。毕竟，竞选支出的幕后动力，跟军备竞争是一个道理。军备竞争累积起无数威力越来越大的武器，造成了特大规模的浪费，相比起来，竞选支出的浪费就微不足道了——最多只相当于国家收入1％里的一点点。支出本身不是问题。竞选经费改革更站得住脚的理由是：预防利益冲突给国家及民众带来恶法与糟糕政策。
即便当前的竞选经费法案通过，政客们仍然会碰到同样的冲突问题。例如，很多议员都接受过来自医药公司的竞选捐款。与此同时，这些公司从处方药物保险计划法——该法案禁止政府代表医保用户谈判，获得打折处方药——中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额外利润。
大部分接受医药公司捐款的医院否认存在利益冲突，说自己支持保险计划法是因为它符合公众利益。不足为奇——很少有人愿意承认，面对利益冲突时自己会有多么脆弱。但我们很容易察觉别人受了利益的引诱，这就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