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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装也我没有想像的那样光鲜。他不是电影中那些典型而伟大的新闻人的形象—精力过分旺盛、大声训斥、行动有力、雄心勃勃……但他的确保持了某种正逐渐消失的新闻从业者的气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那种没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旧新闻人。17岁时他成为澳大利亚一家报纸的Copy Boy，他熟悉报纸的每一个细节；他依靠经验、直觉，而非牛津或是哈佛大学的教育来理解这个世界。在一个小时的谈话中，我一直在期待他能够以更华丽的、与众不同的方式来定义自己与他领导的报纸，但他却总是从更具体的细节开始阐述。他讲述在过去的10个月中，他怎样开始改观了《泰晤士报》，使它的发行量增长至70万份。他一再强调，新闻业的基本尝试，就是如何更客观地呈现事实。他说“人们买报纸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想法和偏见能得以佐证”。但他希望《泰晤士报》打破这种习惯性的偏见，使我们接受真相，而非成见。他不愿流露出我渴望见到的那种“历史使命感”与“全球性的勃勃雄心”。对我提到的该报历史上最杰出的两位总编辑托马斯·巴尼斯与约翰·德兰尼缔造的伟大传统，他似乎也并未感到某种压力，前两位使《泰晤士报》变成了19世纪英国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它推动法案的通过，利用舆论终止战争。而德兰尼先生则更使他本人成为权力的中心，他与政治人物交往甚密，他将这种内部消息变成了影响剧烈的公共舆论。传说一位《泰晤士报》的员工曾自豪地目睹了德兰尼在街上骑着马，而他的两边各有一位公爵步行尾随。
变革中的《泰晤士报》（2）
“我很了解《泰晤士报》伟大的前任，但不是人物本身，更多的是这份报纸的声誉。”罗伯特·汤姆森说自己从未试图成为德兰尼式的人物。他说他与财政大臣戈登·布朗等政治家的关系很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试图施展更多的政治影响力。就像他一直试图表达的，他无意成为一位英雄的总编辑，而更想隐藏在报纸背后。在被各种立场左右的英国媒体业，汤姆森却试图大声地强调媒体报道的客观性，尽管他的老板默多克以通过报纸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而著称。亚洲与美国的工作经历，使他不喜欢过分强调文化差异，他相信一个英语良好的中国人完全可以编辑一份澳大利亚报纸。同样的，也没有过分的理由对他这样的闯入者抱有太多的成见。 但在更多人的眼中，这位不事张扬、经历丰富、不无神秘与怪异的澳大利亚人的确掌管了一家过分特殊的报纸—它是全世界第一份脱离了政党影响的独立性报纸，是第一家使用蒸汽机技术印刷的报纸，也是全世界第一家运用了舆论力量推动重大政治变革的报纸。从拿破仑时代到布莱尔岁月，几乎没有一家机构能够比它更好、更长期地充当了记录者的角色—在《泰晤士报》大楼走廊中陈列的创始人油画时刻在提醒我们这一点……但汤姆森强调，比传统更重要的是，如何激发今天人们的创造热情。而这份工作给予他的最大诱惑，则是一次崭新的人生经历，是他在中国与美国旅程的延续。同样，我必须承认《泰晤士报》的激动人心之处—除了其对于英国社会的深刻影响，更在于它的记录延伸了过去的217年，就像我们今天阅读到的它对于拿破仑的报道那样，它使历史变成了活生生的记忆与永不厌倦的历险。 。。
访谈（1）
当默多克向你提供《泰晤士报》的这个职位时，你是怎么想的？仅仅是自豪吗？ 啊，当然很自豪，我感觉很受抬举。我并不自负，但我认为成为《泰晤士报》的总编是件很自然的事。我非常幸运，但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因为《泰晤士报》是一家如此优秀和拥有深刻洞见力的报纸。 当时，你打算如何重新设计（redesign），甚至重新定义（redefine）这份报纸？ 我知道《泰晤士报》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报纸之一，但是不同的市场之间是有区别的。首先是要在这个不客观的世界上做到客观；第二是要给不同的声音提供平台，这样读者才有机会了解到各种不同的观点。对报纸的重新设计还包括，要有雄心。虽然这样做有时候会犯错，但是不会变得乏味。对于一份报纸来说，一旦变得乏味就近乎死亡。有时候，我们的员工会错误地认为好文章就可以允许冗长，我不这么看。 作为《泰晤士报》有史以来的第一任外籍总编，你怎么看待《泰晤士报》的伟大传统？有托马斯·巴恩斯（Thomas Barnes）、约翰·德兰尼（John Delane），甚至20年前的哈罗德·伊万斯（Harold Evans）在前，你有没有感受到过焦虑？ 我很了解《泰晤士报》伟大的前任，但不是人物本身，更多的是这份报纸的声誉。我总是很在乎这份报纸的声誉，担了很多心。你不能被声誉吓倒，但同时，为了这份声誉你又不能冒一点风险。所以，给我压力的更多的是这份报纸本身，而不是那些人物。 哈罗德·伊文斯和默多克之间曾经不愉快的经历有没有让你担心过？ 呃，当时我不在场。但我看过他的书，对于这件事知道一点。呃，接受这个职位之前，我和比较了解默多克并且我很看重其意见的人谈过，他们说我应该接受。我的前任明白，我也很明白，默多克是一名杰出的实业家。但《泰晤士报》并非是一份能赚很多钱的报纸，而是一份拥有大量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一份志在做出优秀新闻的报纸。这是一个需要大量投入的行业。事实上，鲁伯特·默多克在这方面提供了大量额外的资源。这些钱该怎么用他没有插过手，因为他很信任我的判断。看起来，我获得的建议是正确的。默多克爱报纸，他对此充满了感情，他想知道编辑都在做什么，因为他希望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扩展了（新闻工作者的）手法，扩展了（新闻）传统。每次我和他谈话，他都会真实地表现出对我们在工作中所采用的编辑手法的好奇。他没有对我说过应该做这个或应该做那个，他只是表现出了他对新闻的热爱。 在这个国家，人们不相信我所说的话，人们总说“噢，他一定要干涉你了”，“噢，他一定要对你指手画脚了”。但真正的事实是，他以前没有、现在也从没有这么做过。但是，因为人们对他有太多的误解—对他怀有成见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外来者，所以不管你对人们说什么，都没人会相信你。 人们常说默多克是个利润至上的人，他总是想裁减更多的人员以增加利润。你感受到过这方面的压力吗？ 恰恰相反，他真正在想的是怎样做一份伟大的报纸。每回跟他谈话要资源时，他只会问我需要什么可使这份报纸更成功，而不是应该裁这个，应该减那个。这些都是我个人的体会。 你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商业新闻工作者之一，《金融时报》的美国版也给你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泰晤士报》以其政治报道而闻名于世。你个人的经历会怎样影响《泰晤士报》的文化？ 呃，不管我从事商业新闻与否，《金融时报》本身提供的就是高质量的新闻。我个人的经验是，这两份报纸都是在致力于成功报道一些很难做好的主题。的确，商业报道的特殊性就在于，如果你懂得债券市场，你就会知道市场上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在纽约时要做到的是，你写的报道要尽量让不懂资本市场的人看了也能明白，这样才能让更多的读者购买你的报纸，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我在做商业新闻时积累的经验到了这里也很有用。部分原因在于，在英国，报纸是有政治倾向的。《卫报》比较偏左，《每日电讯》比较偏右，但我不允许把个人的偏见传递给读者。总的来说，《泰晤士报》也有一点偏右。我在做商业新闻时学到的是，好的商业新闻是客观的，它需要向读者客观地解释某个领域或者某家公司。 在政治报道中做到客观是否有可能？《泰晤士报》在19世纪达到了它的巅峰，其总编辑德兰尼先生以其支持改革的自由派观点而赢得了声誉。今天它应该怎么做？ 社论显然和报纸的其他部分远远不同，社论是需要观点的。我们都知道什么是新闻，就算空间再有限，你也得做到客观。至少，你得真正去争取，尽量保持正确，尽管有时候也会犯错。但在新闻版块里是客观还是主观，两者是不一样的。 《金融时报》是一张彻底国际化了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