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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装也我没有想像的那样光鲜。他不是电影中那些典型而伟大的新闻人的形象—精力过分旺盛、大声训斥、行动有力、雄心勃勃……但他的确保持了某种正逐渐消失的新闻从业者的气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那种没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旧新闻人。17岁时他成为澳大利亚一家报纸的Copy Boy,他熟悉报纸的每一个细节;他依靠经验、直觉,而非牛津或是哈佛大学的教育来理解这个世界。在一个小时的谈话中,我一直在期待他能够以更华丽的、与众不同的方式来定义自己与他领导的报纸,但他却总是从更具体的细节开始阐述。他讲述在过去的10个月中,他怎样开始改观了《泰晤士报》,使它的发行量增长至70万份。他一再强调,新闻业的基本尝试,就是如何更客观地呈现事实。他说“人们买报纸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想法和偏见能得以佐证”。但他希望《泰晤士报》打破这种习惯性的偏见,使我们接受真相,而非成见。他不愿流露出我渴望见到的那种“历史使命感”与“全球性的勃勃雄心”。对我提到的该报历史上最杰出的两位总编辑托马斯·巴尼斯与约翰·德兰尼缔造的伟大传统,他似乎也并未感到某种压力,前两位使《泰晤士报》变成了19世纪英国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它推动法案的通过,利用舆论终止战争。而德兰尼先生则更使他本人成为权力的中心,他与政治人物交往甚密,他将这种内部消息变成了影响剧烈的公共舆论。传说一位《泰晤士报》的员工曾自豪地目睹了德兰尼在街上骑着马,而他的两边各有一位公爵步行尾随。    
变革中的《泰晤士报》(2)
“我很了解《泰晤士报》伟大的前任,但不是人物本身,更多的是这份报纸的声誉。”罗伯特·汤姆森说自己从未试图成为德兰尼式的人物。他说他与财政大臣戈登·布朗等政治家的关系很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试图施展更多的政治影响力。就像他一直试图表达的,他无意成为一位英雄的总编辑,而更想隐藏在报纸背后。在被各种立场左右的英国媒体业,汤姆森却试图大声地强调媒体报道的客观性,尽管他的老板默多克以通过报纸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而著称。亚洲与美国的工作经历,使他不喜欢过分强调文化差异,他相信一个英语良好的中国人完全可以编辑一份澳大利亚报纸。同样的,也没有过分的理由对他这样的闯入者抱有太多的成见。 但在更多人的眼中,这位不事张扬、经历丰富、不无神秘与怪异的澳大利亚人的确掌管了一家过分特殊的报纸—它是全世界第一份脱离了政党影响的独立性报纸,是第一家使用蒸汽机技术印刷的报纸,也是全世界第一家运用了舆论力量推动重大政治变革的报纸。从拿破仑时代到布莱尔岁月,几乎没有一家机构能够比它更好、更长期地充当了记录者的角色—在《泰晤士报》大楼走廊中陈列的创始人油画时刻在提醒我们这一点……但汤姆森强调,比传统更重要的是,如何激发今天人们的创造热情。而这份工作给予他的最大诱惑,则是一次崭新的人生经历,是他在中国与美国旅程的延续。同样,我必须承认《泰晤士报》的激动人心之处—除了其对于英国社会的深刻影响,更在于它的记录延伸了过去的217年,就像我们今天阅读到的它对于拿破仑的报道那样,它使历史变成了活生生的记忆与永不厌倦的历险。     。。
访谈(1)
当默多克向你提供《泰晤士报》的这个职位时,你是怎么想的?仅仅是自豪吗? 啊,当然很自豪,我感觉很受抬举。我并不自负,但我认为成为《泰晤士报》的总编是件很自然的事。我非常幸运,但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因为《泰晤士报》是一家如此优秀和拥有深刻洞见力的报纸。 当时,你打算如何重新设计(redesign),甚至重新定义(redefine)这份报纸? 我知道《泰晤士报》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报纸之一,但是不同的市场之间是有区别的。首先是要在这个不客观的世界上做到客观;第二是要给不同的声音提供平台,这样读者才有机会了解到各种不同的观点。对报纸的重新设计还包括,要有雄心。虽然这样做有时候会犯错,但是不会变得乏味。对于一份报纸来说,一旦变得乏味就近乎死亡。有时候,我们的员工会错误地认为好文章就可以允许冗长,我不这么看。 作为《泰晤士报》有史以来的第一任外籍总编,你怎么看待《泰晤士报》的伟大传统?有托马斯·巴恩斯(Thomas Barnes)、约翰·德兰尼(John Delane),甚至20年前的哈罗德·伊万斯(Harold Evans)在前,你有没有感受到过焦虑? 我很了解《泰晤士报》伟大的前任,但不是人物本身,更多的是这份报纸的声誉。我总是很在乎这份报纸的声誉,担了很多心。你不能被声誉吓倒,但同时,为了这份声誉你又不能冒一点风险。所以,给我压力的更多的是这份报纸本身,而不是那些人物。 哈罗德·伊文斯和默多克之间曾经不愉快的经历有没有让你担心过? 呃,当时我不在场。但我看过他的书,对于这件事知道一点。呃,接受这个职位之前,我和比较了解默多克并且我很看重其意见的人谈过,他们说我应该接受。我的前任明白,我也很明白,默多克是一名杰出的实业家。但《泰晤士报》并非是一份能赚很多钱的报纸,而是一份拥有大量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一份志在做出优秀新闻的报纸。这是一个需要大量投入的行业。事实上,鲁伯特·默多克在这方面提供了大量额外的资源。这些钱该怎么用他没有插过手,因为他很信任我的判断。看起来,我获得的建议是正确的。默多克爱报纸,他对此充满了感情,他想知道编辑都在做什么,因为他希望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扩展了(新闻工作者的)手法,扩展了(新闻)传统。每次我和他谈话,他都会真实地表现出对我们在工作中所采用的编辑手法的好奇。他没有对我说过应该做这个或应该做那个,他只是表现出了他对新闻的热爱。 在这个国家,人们不相信我所说的话,人们总说“噢,他一定要干涉你了”,“噢,他一定要对你指手画脚了”。但真正的事实是,他以前没有、现在也从没有这么做过。但是,因为人们对他有太多的误解—对他怀有成见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外来者,所以不管你对人们说什么,都没人会相信你。 人们常说默多克是个利润至上的人,他总是想裁减更多的人员以增加利润。你感受到过这方面的压力吗? 恰恰相反,他真正在想的是怎样做一份伟大的报纸。每回跟他谈话要资源时,他只会问我需要什么可使这份报纸更成功,而不是应该裁这个,应该减那个。这些都是我个人的体会。 你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商业新闻工作者之一,《金融时报》的美国版也给你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泰晤士报》以其政治报道而闻名于世。你个人的经历会怎样影响《泰晤士报》的文化? 呃,不管我从事商业新闻与否,《金融时报》本身提供的就是高质量的新闻。我个人的经验是,这两份报纸都是在致力于成功报道一些很难做好的主题。的确,商业报道的特殊性就在于,如果你懂得债券市场,你就会知道市场上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在纽约时要做到的是,你写的报道要尽量让不懂资本市场的人看了也能明白,这样才能让更多的读者购买你的报纸,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我在做商业新闻时积累的经验到了这里也很有用。部分原因在于,在英国,报纸是有政治倾向的。《卫报》比较偏左,《每日电讯》比较偏右,但我不允许把个人的偏见传递给读者。总的来说,《泰晤士报》也有一点偏右。我在做商业新闻时学到的是,好的商业新闻是客观的,它需要向读者客观地解释某个领域或者某家公司。 在政治报道中做到客观是否有可能?《泰晤士报》在19世纪达到了它的巅峰,其总编辑德兰尼先生以其支持改革的自由派观点而赢得了声誉。今天它应该怎么做? 社论显然和报纸的其他部分远远不同,社论是需要观点的。我们都知道什么是新闻,就算空间再有限,你也得做到客观。至少,你得真正去争取,尽量保持正确,尽管有时候也会犯错。但在新闻版块里是客观还是主观,两者是不一样的。 《金融时报》是一张彻底国际化了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