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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阅读哈耶克的著作，并在10年后成为这位鼓舞了撒切尔夫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最佳诠释者之一。85岁的哈耶克称当时36岁的格雷的《哈耶克论自由》“不仅第一个完全了解了我的著作，而且使我的理念超越了那些我们讨论的范畴”。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不管他以何种方式阐述哈耶克或是以赛亚·伯林，他肯定还是自由主义阵营中才华横溢的一员，他坚定地捍卫着市场与个人自由这样的概念。但是当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后，我们日渐成熟的格雷先生，突然变成了另一种激进分子，他开始彻底否认他曾坚持的自由市场。 这种情绪在1998年出版的《伪黎明》中达到了一个高峰。格雷在书中将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市场比作一个美丽却必将破灭的幻像，他相信全球资本主义天生就具有稳定性。在这本漏洞百出、判断轻率却才华横溢的著作中，约翰·格雷自如地在19世纪的英国史与俄罗斯的黑帮资本主义间跳跃，思维线索穿梭于亚当·斯密与乔治·索罗斯之间。除了尽情舒展他无所不包的知识结构外，他还得出了一些与常规迥异的结论：1．从来就没有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它必然是强政府的产物；2．民主与自由市场不可能共存，它们互为对手；3．计划经济已经死亡，新世纪中不会有两种经济体制，只有资本主义的多种形式；4．计划经济的死亡，并不意味着西方式自由市场的胜利，那些计划体制国家很难变成同样的西方自由市场……在他总结出的8条线索中，最为至关重要的是，格雷相信，以前苏联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美国为代表的经济理性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他们都是启蒙运动纲领的变种，而这种启蒙纲领是用一种单一的普世文明取代人类文化的历史多样性。他在《伪黎明》中写道：“全球自由市场是这种启蒙纲领最新、也许是最后的形式。” 俄罗斯转型遭遇的痛苦给予格雷以深刻的印记，他在1989年至1990年时曾说，世界上最亲西方的国家反而是后共产主义的（post－munist）俄罗斯，它的最基本目标就是加入西方的阵营。他回忆说：“（俄罗斯）这次变革不光改变了我的看法，甚至改变了我的思想。我不像哈耶克主义者那样教条至上。我曾经认为哈耶克主义拥有一种极强的洞见力，但是它只适用于中央计划尚存的历史时期。而中央计划经济已经在这个世界消失，不复存在了，他的思想已经过时。而教条的市场自由主义者就变得像托洛茨基一样，顽固、封闭、意识形态化。这一大转变让我变得不教条。我不认为自己的思想有什么定式，哈耶克理解的问题已经发生了改变，整个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但格雷这种解释似乎并不足以使所有人信服。他的很多批评者相信，约翰·格雷向左派的倾斜源于更直接的个人投机行为，即在全世界向右转的时刻。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实在没什么市场了。《Lingua Franca》杂志2001年中一篇关于格雷的文章中，曾引述了白金汉郡大学诺曼·巴里的例证。作为格雷第二次婚姻的伴郎与挚友，同样研究哈耶克的巴里记得格雷曾哀叹道，他不可能作为一名自由市场支持者而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教授席位。不过，比起这种让人感到不适的推测，巴里对于格雷的另一种观察倒更值得注意：“他不可能与一名哲学家或思想家保持长久的联系，他必须不停地从一个跳到另一个。”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3）
“约翰·格雷是一位政治学家，他不懂经济。”牛津大学坦普顿学院的高级研究员阿兰·鲁格曼这样评价前者对于全球自由市场的理解。的确，《伪黎明》中充斥着断章取义的理解，它一点也不含糊地显示出作者根本不懂世界经济的运转之道，或是跨国公司的经营模式。它一知半解的武断常常使人感到不适，并对作者产生怀疑。但它仍有一种奇特魔力，它诱惑你追随充满着激情的格雷先生的思想之旅，它迫使你透过经济层面来观察我们世界的哲学本质。我们可以寻找很多证据来证明20世纪90年代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与19世纪英国主导的全球化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一种自发性参与而非强迫的过程。但是当他说“全球自由市场不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铁的法则，而是一个政治纲领”时，没人能够立刻质疑他的正确性。 约翰·格雷对于全球自由市场天生不稳定性的担忧很快被两次重要危机所印证，1997年至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说明，在日渐紧密的全球金融体系中，一场大火可能吞没整个世界。而无论我们怎样削弱“9·11”的历史转折意义，但过去17个月的经历表明，我们对于全球化的观念的确已经大大改观，我们抛弃了那个过分乐观与天真的全球化幻像。《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斯蒂芬·菲利浦在最近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必须降低对于未来事态的乐观期待值。整个20世纪90年代给予我们一种过分乐观的信念，而现在我们必须正视一点：“我们的世界一直是不安全的。” 在破除了全球自由市场的幻像之后，格雷开始令人不安地致力于破除人们对于“普适价值观”的信仰。在过去的200年中，从19世纪的欧洲到20世纪的亚洲、非洲、美洲，我们面临了最重要的挑战。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眼中，现代化俨然已成为另一种信仰。在2000年3月的一次讲座中，约翰·格雷分析了我们对于现代化理解的三个主要误解。首先，现代化并非只有一种形式或只在一种条件下发生。在20世纪，我们既看到了英美的现代化模式，也看到了苏联与中国同样在追逐现代化，尽管它们的结果大相径庭；其次，现代化并非意味着拥抱了启蒙运动的思想，很多追求现代化的人们，并不接受启蒙运动的人权、自由与个人主义的观念；第三，现代化也并不意味着人的解放，它很可能与压制并行不悖。一些地区的人们或许已拥有了很多现代化的技术设备，但他们可能同时拥有着中世纪的思想（基地组织为格雷提供了明证）。约翰·格雷相信，英美的现代化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更没有统一的现代化模式，现代化也不仅仅意味着好东西，它好坏搀杂。与全球化一样，格雷确信“现代化绝非历史的终结之处，它不过是历史轨迹中另一段传统与现代冲突纠缠的过程。”在面对我们时，他再一次强调：“实现全球文明，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目标。”而这种说法掩盖了跨国组织作为推广西方模式的工具的实质。 格雷的新阶段 像每一位《经济观察报》“全球视角”的受访者一样，约翰·格雷试图对中国发表看法。他相信，中国经验的重要之处就在于，中国发生的变化也许是过去三四百年来世界上最具历史意义的变革。它不仅仅是改变了中国，更是让中国实现了工业化和市场化，使中国以世界强国的面貌出现。这也许是过去三四百年的世界史上单一变革中最大的一次。因为，中国经常拒绝或者忽视西方的建议。讽刺的是，通过坚持自己的目标，通过有选择地从西方吸取经验，中国现在因其创造出的可能性，反而得到了西方的极大尊重。 当我们在伦敦经济学院交谈时，窗外是嘈杂施工的声音。此时的格雷正在进入他生命中的一个新阶段，外界喜欢称这位欧洲思想史教授正在成为一名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他在长发青年时代抛弃了社会主义，因为它枯燥并缺乏生气；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抛弃了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因为它正演变成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他在2001年9月24日宣布“全球化已经终结”，因为普世文明是启蒙运动遗产中的一个可笑的幻像；而今天，他准备抛弃更多，包括人类在过去300年中最坚定的信仰，即人的高贵性与特殊性。在《Straw Dog》一书中，他开宗明义地写道：“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属于一种特殊的生物种类，他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但这是一种信念，而非科学。” 格雷说，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自我欺骗。他甚至这样类比了叔本华对于康德的嘲讽：在舞会上，康德一直着迷于一位带着面具的女人，但最终却发现，她不过是他的妻子。叔本华用此形容康德与基督教的关系，后者不过是一种欺骗。而今天这个带着面具的女人则是人文主义—人类具有清醒的意识、选择的能力、理性的判断，人类可以保持不断的进步……总之，格雷质疑了过去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