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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的工资常年工作。”其结果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系统：企业雇用原官僚，作为回报，企业得到官员的庇护。
官员去民间企业任职这经常被报道，最幸运的官僚是，在补助金下发的半官半民组织网络中的某个地方得到职位，获得利益。这样的组织中，具有巨大能力的是特殊法人（其44％的理事是退职官员），另外，从那里退职后就任第二类公益法人负责人。对于这些组织，官方调查几乎无法介入，它受到政府监督部门的保护。因为监督者他们期待着轮到自己时能够获得退休官员的职务利益。
日本汽车联盟（JAF）就是特殊法人之一。日本汽车联盟本来是为了向日本汽车司机提供道路服务而设立的，在每年480亿日元的预算中，被用于道路服务的仅占10％，剩余的部分几乎都被从国土交通省和警察厅退休官员吸光了。他们从日本汽车联盟和其子公司的皮包公司获得双重报酬。另一方面，日本汽车联盟实施逃税，1996年居然漏报70亿日元。日本汽车联盟的资金大部分流向何处谁也不知，这就是特殊法人操纵账簿魔术的典型案例。
特殊法人是官僚国家的中枢，这又与土木建筑业呈几乎相同程度的中毒症状。大多是因落后于时代，许多呼声要求削减或废除特殊法人。但热闹的只是这种呼声而没有实质性行为。特殊法人和其子公司雇佣有58万工人，如果加上赡养家族，抚养着超过200万的人口。这么众多的劳动力通过这些法人依赖于政府的施舍，这与政府无法削减建设预算一样，无法急剧缩小特殊法人。无论被如何论说，特殊法人是把政府资金分配到各个方面的水龙头，因为产生巨大的利权，所以，不能轻易废止。2001年小泉政权的一大目标就是特殊法人改革，不要说超级大团体道路公团，就连像住宅金融公库那样的组织都激烈反对，改革不能如愿以偿地推行。
退休官员背负着黄金降落伞降落，他们另一个软着陆地点是，政府咨询机构和协会。如“电气通信终端机审查协会”和“无线电设备检查检验协会”这样的团体，管理基准，推荐新的基准，而运营协会的是退休官僚。如同罗伯特·奥尔在《日经周报》所撰写的那样，“刚想要废除某种限制，立即有石壁阻人。因为限制废止关联到破坏官僚轻松再就业的单位。”这就是日本各种基准设定总是比世界要迟缓的一个原因。
官僚不仅对下行使权力，也对上即政界建立联系，并对上施加强烈的影响。政治家与某一省厅联手，这就叫“族议员”，比如说，原首相桥本龙太郎，因为他的主要影响力是厚生省，就是“厚生族”的一员。企业给族议员提供巨额献金，议员通过关联省厅确保合约。在这些里面，坐于巅峰的是建筑族，连金丸信存有60亿日元都知晓。
《艾丽丝漫游仙境》
通过那些规定，会有如此之多的金钱流入官僚的腰包，所以，日本成了世界首屈一指的规则限制之国也并非不可思议。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在任熊本县知事时说，不得到东京的许可连一根电线杆都不能动。然而，在所谓的规则限制问题上体现出了现代日本最奇妙的悖论之一。那就是，规则限制没理由、没目的，规则限制本身成为一个巨大的存在，但它未必是为了使企业有效率地运作、使商品安全或使生活舒适。最近，这个悖论成了问题，被称为“虚拟规则限制”等。
第六章 官僚制度：权力和特殊利益（2）
理解这个悖论的关键是：“控制”对“实质性规则限制”。从真正意义上讲，可以说日本的产业大概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没有人制止这些行为：销售有致命副作用的医药品、乱扔有毒废弃物，在历史景观里建造碍眼的建筑物、给投资者提供虚假的资产负债表。另一方面，仅仅是经营一家拉面店，就必须填写各种各样的文件并要盖章。也就是说，不是为了国民的利益而实施限制，而是为了确保官僚所实施的控制。这是种尝试：它把产业束缚在司空见惯的老路上，在此过程中，市场稳定，政府机构所熟悉的企业得以确保，最后官员获利。
劣质商品的赔偿基准、规定融资责任的法律、规定企业有义务公开其财务状况，上述情况俱无法可依，几乎没有禁止内部交易或禁止其他操纵市场行为的规则。对于新药也不实施严格的测试。而且，对政府机构制定的庞大的建筑计划，也不实行成本效益分析。银行和证券公司在大藏省的指导下伪造日常性的财务信息。1997年下半年，山一证券倒闭时，人们得知的调查结果是，大藏省指示它隐瞒海外账户中超过2 000亿日元的损失。通过可疑的商品贸易给住友商事造成2 000亿日元损失的交易员浜中泰男完全没有触犯日本法律。即便是建造住宅，也必须应付为了维护建筑公司的利益所制定的限制，但城市规划却一无所有。其结果是，天空密布的电线、霓虹灯、丑陋的建筑物等，使得日本的城市一片混杂，无论是建筑还是环境，丝毫没有一贯性。
由于“控制”对“实质性规则限制”的悖论，规则限制的世界带有《艾丽丝漫游仙境》般的色彩。日本规定：获得酒类销售许可后，不经过三年不能销售国产啤酒。可是，到处都有自动售货机，连小孩都可以自由地买到啤酒。在大荣超市，即使同一店铺，如果是按不同的划分区域进行销售，那销售汉堡包和热狗就必须各自为政，分别去申请销售许可证。然而，食品厂的食用肉处理标准自1904年以来就没有改变过。想要在超市销售阿司匹林，必须有药剂师在场，身旁配备医疗器械。在发达国家，唯有日本的医院可以直接发药，其结果，比起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民，日本人消费的药品要多得多。
《艾丽丝漫游仙境》似的性质波及到所有的方方面面，甚至也成了构成甜瓜一个1万日元、咖啡一杯1000日元这种骇人价格的理由。比如说，办公楼单位面积的费用东京是芝加哥的3倍，公路建设费日本是美国的9倍，显示出这种价格的推算多如牛毛。
骇人听闻的价格、毫无道理的规则限制、奇怪而不加说明的公共事业，这一切都像漫画一样，像是《艾丽丝漫游仙境》里的情节，但它存在的理由很单纯：那就是官僚要从自己管辖的事业获得利益。
诺贝尔奖候补
就像30年代美国左翼文人对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理想情有独钟，不愿承认斯大林的冷酷现实一样，欧美的日本问题专家与日本的官僚制继续着漫长的情缘。1997年，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他把日本的“精英官僚制”作为日本特有的强项之一提了出来，认为它“即使与世界（其他体制）相比也相当优秀”。
经济记者埃蒙·芬格尔顿（Eamonn Fingleton）在其影响巨大的著作《Blindside》（1995年出版，日语版名为《看不见的繁荣体系》）中写道：“日本的官僚身上存在着道德水准高这一宝贵优点。”该书的目标是要阐明“日本在2000年前超越美国的理由。”“他们的行为只有在这一点上可以被判断，即：那对整个国家利益如何有用。日本官僚其目的是实现最大的幸福。另外，日本的官僚具有极其长远的目光，不仅考虑到如今日本的利益，还要承担起为将来一代人谋利益的责任。”
20世纪80年代，外国学者所中意的是通产省， 90年代则是大藏省。埃蒙·芬格尔顿热情地盛赞：“大藏省官僚真的具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价值。”大藏省官僚是“天才，富有创造力，坚忍不拔，有公德心。”在他们身上，“不仅有毅力和专业知识，还有理解人和人的需求的非凡感觉。”与“以贪欲为善”的欧美不同，“如今的大藏省高级官僚是‘全心全意、匡扶正义’的活证据。”而且，“是相对于某种特殊的（男性化的）生存方式的自豪，作为想得到同事很高评价的关心，作为某种成功经历，只要得到象征性的官衔就可以满足了。”
艾蒙·芬格莱顿所描绘的这幅玫瑰色的肖像富有魅力，即使在其他国家，也有许多值得模仿的。尽管如此，《水户黄门》系列中出现的幕府土地官贪得无厌，他们身穿金线织花锦缎，用漂亮的金漆彩绘器皿来用餐。他们身上赤裸裸地体现了官僚的实际情况，即：腐败。然而，由于是种教养很好、圆滑、制度化了的腐败，所以，通常不认为它是“腐败”，而说它是结构上的一部分。不过，官僚依旧是通过可疑的资金来取得繁荣，用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