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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争的事实是，2007年2月1日，新华人寿董事会上，李树义被免去新华人寿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同时被免职还有副总经理郑金良和苏媛。
此后，新华人寿新的投资由寿险公司副总经理黄萍负责，黄萍出任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另外，首席精算师龚兴峰、财务部经理助理陈德礼担任资产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相对于李树义，段国圣似乎独享一份幸运。
段国圣，湖北人，与包括董事长陈东升在内的多位高层是老乡。
不过，和想象中的投资高管不同，段国圣并非名校毕业，也非金融专业出身；他做过普通的老师，同时具有副教授头衔。这样的履历在保险圈，尤其是保险投资圈中蔚为独特。
公开的资料显示，段国圣1981年毕业于江汉石油学院数学师资班，理学硕士，工学博士，数学副教授。江汉石油学院位于湖北历史文化名城荆州，学院前身是1950创办的北京石油专科学校，为石油系统的著名院校之一。
不过，教师出身的段国圣并没有坚持自己的执教生涯，反而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1995年段国圣加盟平安，曾任平安集团执行委员会委员、投资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助理首席投资执行官，主持平安投资中心的日常工作。
在平安期间，平安的投资构架已经初显国际化。彼时，平安的投资即分为三个层面：战略性资产分配（SAA）、战术性资产分配（TAA）和证券选择（SS）。具体而言，战略性资产分配层面包括资产负债匹配管理、制定公司中长期投资策略、资产分配策略和风险控制策略；战术性资产分配层面具体涉及到每个账户的投资组合管理；证券选择层面包括对具体投资品种的研究和操作，涉及银行存款、债券、基金和回购。
当时，平安投资的最大特点是，“集团资金的统一运用，这既有利于防范风险，又可提高资金利用效率”，这在当时的保险公司中属于首例，具有开创性意义。
2003年，段国圣北上，加盟湖北文化浓烈的泰康人寿，担任泰康人寿助理总裁兼资产管理中心CEO。
进入泰康之后，段国圣即着手“对投资管理体系中长期发展方向进行了初步规划和设想，随后从组织架构、作业流程、人力资源配置、IT系统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完善了投资决策模式和组织结构。同时撤销研究部，将研究人员充实到投资部门，实现‘投资研究一体化’”。
不过，到泰康的第二年，段国圣即面临上任之后的重大挑战。
2004年，保险投资遭遇严重的困难，特别是上半年保险投资在基金投资中遇到的寒流。2004年4月份以后，由于宏观调控越收越紧，基金净值伴随股指出现了非常大的跌幅。
另外，还有封闭式基金的高折价。特别是进入2004年以后，基金的折价率一直高于20％，在8月份更突破30％，较年初上升了10个百分点。按照封闭式基金800亿元的总规模和保险公司持有30％的仓位计算，保险公司蒙受的损失在上半年就超过了20亿元。
不过，泰康人寿却成为当年极少数在基金上没有亏损的公司。
其中的秘诀并不是泰康先知先觉，而是“大多数保险公司在基金上的配置是开放式基金和封闭式基金1∶1，而泰康人寿是2∶1，开放式基金的赢利弥补了封闭式基金的亏损”。
2005年为股权分置改革年，2006年和2007年又连续迎来大牛市，泰康都没有错失其中的机会。例如，2005年，泰康人寿资产运用收益率超过了5％，其中股票收益超过20％，高居行业之首。整个保险业的平均投资收益率仅3％，已经成立的5家资产管理公司投资收益率为3。9％～4％。
到2007年，泰康的资产管理公司掌握运行的资金有1400亿元人民币，成为保险行业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之一。
段本人已经成为保险投资圈中为人称道的“常青树”。
贵贱交强险
这一年，整个财险行业备受煎熬。
作为财险基石之一的交强险被指存有高达400亿元的暴利，而定价过程不透明的质疑更让整个行业坐立不安。
这场保险产品公共危机的源头为几位年轻的北京律师，其中就包括刘家辉，一个来自湖南的“辣妹子”。
事情缘起之一为刘家辉在一次自己无责的事故中，被要求赔偿全责方400元财产损失。刘家辉震惊了，“无责还要赔偿？我学过的所有法律知识，都让我无法理解这个荒唐的规定”。
律师的职业特性，加之公众对于保险的普遍负面理解，最终愈演愈烈，演化为一场全国性的信任危机。
2007年3月20日，刘家辉在网上征集全国车主的意见，希望在得到车主授权后向保监会提出“交强险保费听证申请”。
在刘家辉眼中，交强险主要存在“三宗罪”：无责财产赔偿，使有责方获得合法的“不当得利”；费率构成、厘定程序及决策过程不透明，使保费过高，保障过低；从交强险保费中提取救助基金加重投保人负担等。
4月27日，在得到来自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56名车主的委托后，刘家辉向保监会递交了交强险听证申请书，请求召开听证会，将交强险的费率结构及理赔数据公之于众。
不过，监管部门以“根据交强险费率审批的实际情况，现阶段并不需举行听证”为由拒绝。
一位对于交强险提出质疑的律师算了一笔账：当时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1。48亿辆，按保守数字1亿计算，只要投保率达到80％，每年交强险的保费收入就能达到800亿元。而根据公安部公布的交通事故统计，赔付额最高每年也只有177亿元左右。余下的620多亿元，扣除税金、管理费、手续费（合计不会超过200亿元）后，还会有400多亿元的结余。
由此，交强险一年暴利400亿元的结论出炉。
6月1日，刘家辉到法院立案，当场就被告知不予以受理，理由是保监会所做的关于交强险费率和保险条款的审批是抽象行政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
不过，刘家辉没有放弃。
6月11日，刘家辉再将一纸诉状提交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她代理156位机动车投保人，依据行政许可法有关规定，向保监会提出交强险听证申请，要求法院判保监会重新作出交强险行政许可听证的答复。
之后，极短的时间里，委托刘家辉律师向法院提出诉讼的车主逐渐增加到900余名，最终的人数上升至1055，并引起全国媒体的关注。
交强险暴利争议显然超出业内最坏的估计。以至于当时专心在上海攻读博士的原天平保险总裁谢跃匆匆赶往北京，帮助保险行业协会救火，成为保险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所谓“交强险新闻发言人”。
市场的质疑，并不为保险专业人士所认可，甚至激发一片喊冤之声。
首先“无责财产赔偿”并非保险行业意愿，而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简称“道交法”）之要求。
对于400亿的暴利，保险行业更比窦娥还冤。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的孟生旺教授分析认为，律师们的算法，一方面高估了交强险的保费收入，另外一方面低估了交强险的赔款支出。
首先，“投保车辆数≠实际的车辆数”。
以交强险实施之前，2005年全行业车险承保数量计算，机动车投保率为34％、汽车为73％、摩托车为27％、其他车辆不到5％，大量机动车处于非投保状态。
不仅是保费收入，孟生旺认为，还要考虑事故发生到赔款支出之间的时间延迟。他认为：“大约三个业务年度后（2009年7月）才能对当前费率的合理性作出比较准确评价。”
上海提供了一个样本。
2005年4月1日，上海市开始施行地方强制三责险，施行无过错赔偿原则。根据上海保监局的数据，截至2007年4月30日，上海地方强制三责险业务保费收入186353。55万元，未到期责任准备金2799。68万元，已赚保费183553。87万元，赔款142585。45万元，其中未决赔款17149。49万元。在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已发生未报告准备金相对较小的情况下，满期赔付率达到77。68％。
上海保险局认为：“如果再扣除手续费、营业税及各项附加，以及保险保障基金等合理的经营费用，上海市地方强制三责险实际是亏损经营。”
这一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