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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50多年之后，友邦打破了中国内地寿险市场的坚冰。友邦成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第一家在中国开业的外国保险公司，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家独资性质的外资寿险公司。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者，AIG独享这份“特权”。
回归者友邦却激起了异见。
人保内部曾经撰写一个报告认为“（开放）时机不成熟”。1993年，全国人大会议时，时任人保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的何静芝还上书高层，建言寿险开放只能采取合资形式，因为“中国人的养老钱怎么能够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另外一层意思，何并没有说出口，这就是担心国内的保险行业竞争不过外国保险公司。
但是，决策层却站得更高。
1992年3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保险行业的一次会议上表示，我们得让外资进来，带着他们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当然你得让人家进来后有钱赚，有甜头，人家才会来。当然也有人说，那是中央的一个政治决定。
这场争论结局如何其实已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中国商业保险市场的大门就此徐徐打开。虽然自AIA之后，再无一张独资寿险牌照批出，但是合资寿险公司却喷涌而出，成为外资挺进中国市场的主要形式。
开放10余年后回头看，风景自然不同。何静芝认为，（现在）完全可以尝试外资独资的模式，一则事实证明了中资公司的学习能力，二则可以让外资不变形地引入自己特色的东西，不要一合资之后就走样了。
开放之初，市场可没有如此坦然。
彼时，友邦就是一头狼，而且是突然闯入羊群的野狼。它引入的寿险个人营销，锋利无比，开启了中国保险营销的一个新时代。这成为当年影响中国保险行业的最大事件。10余年过去之后，这样的影响依然无处不在。
很多人的印象中，友邦是一家美国公司，这种认识其实有偏差。友邦是一家发家，并发展于亚洲的公司。友邦是AIG的全资附属子公司，但是其注册地并不在美国，而在百慕大。值得一提的是，百慕大成为保险公司的天堂，是因为限制少，资本要求也接近最低。目前为止，大约有1600家保险公司注册于此地，当地居民中，每40位中就有一位保险从业者。
不过，友邦对于AIG极为重要。
AIG旗下有四大业务板块，包括财险、寿险与退休金业务、金融服务和资产管理，其中保险业务尤为重要。
图3…1 AIG四大业务板块的收入
数据来源：AIG2007年年报。
寿险和退休金业务板块中，2007年，美国以外的客户占AIG人寿保险和退休服务保费收入的79％。2007年来自海外的人寿保险和退休服务保费收入为266亿美元，是美国国内70。3亿美元保费收入的3倍多，在海外的保费中有142。1亿美元来自亚洲。
对于友邦而言，阔别近50年之后，回到上海有特别的意义——这块长江下游的三角地是其创始人科尼利厄斯·范德·史带（Cornelius Vander Starr）的发迹之地。
史带开拓了美国友邦的事业，但是真正让友邦如日中天的却是另外一位强人——格林伯格。史带晚年所做两件最为重要的事情之一是钦定格林伯格（Maurice R。Greenberg）接班；另外一件则是将个人之全部财产捐赠史带基金会（Starr Foundation）。
“All Is Ｇreenberg”
格林伯格生于1925年，出身低微。
为改变命运，17岁时，他投身军营，并参加了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战，退伍后进入纽约法学院学习。不过，格林伯格没有成为律师，而是卖起了保险。1960年，他被友邦的创办人史带看中并委以重任。这成为其命运的真正转折，此时的格林伯格仅为35岁。
1967年，格林伯格接班成为AIG新掌门。
格林伯格接班后一年，AIG上市，市值仅为3亿美元。
由AIG前高管执笔的《友邦背后的金融帝国》写道，在1968年的时候，AIG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家以在亚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等地销售美国其他保险公司保单的保险代理公司。此外，虽说那时它还在日本、中国香港、菲律宾等亚洲地区有自己的保险业务，并持有国内公司大部分的股权，但从各方面来说，它跟哈特福德（Hartford）、纽约保险（New York）和波士顿（Boston）等保险巨头还相距甚远。而到了世纪之交，AIG早已超越了Equitable人寿保险、John Hancock互助人寿保险公司、Aetna、Travelers、大陆保险（Continental）等其他30年来一直傲视保险业的多家巨头。
自1967年至2005年，格林伯格先后担任AIG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近40年，AIG发展成为历史上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并为其股东创造了巨大的价值。
会计丑闻卸任之前，格林伯格这个倔强老头所执掌的AIG市值高达6000多亿美元（截至2004年12月31日）。
格林伯格的强势掌控非同小可。有人说，其实AIG有另外一个表达，“All Is Greenberg”。
在格林伯格带领下，AIG不断开疆拓域。
资产管理、飞机租赁等业务先后纳入AIG的版图。格林伯格支持产品创新（或者说冒险），新型产品几乎囊括所有的风险，包括网络身份失窃和劫机保险等。
“任何新概念在AIG都能找到愿意聆听的耳朵”，格林伯格曾说。但是，恰恰因为过度地涉足金融衍生品，就在格林伯格离开3年之后，几乎要了AIG的命。
生活中的格林伯格，是一个性格刚硬之人。因为类似军人的行事风格，人们喜欢将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著名的铁血将军巴顿类比。这位“老头子”最经典的做法是在周末或者放长假的时候把下属叫过来，将他们痛骂一顿。
一个采访他的记者回忆，格林伯格绝非温文儒雅，而是咄咄逼人。“可以想象，他手下成千上万的员工有多痛苦。”
尽管性格如此，却并不妨碍格林伯格的商业天赋。其实，友邦能够率先打开中国寿险的大门并非依靠史带的积累，而是获益于格林伯格本人超凡的政治和商业嗅觉。
20世纪70年代，当国际战略投资家们还没有把中国纳入视线范围的时候，格林伯格就已经嗅到了一个大国的开放前奏。1975年，格林伯格第一次访问中国。这一年，AIG率先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商讨索赔和再保险协议，成为与中方合作的首家美国保险机构。之后的30多年里，他每年都要造访中国几次。
“你不能忽视这样规模的国家。”
首次访华后，格林伯格通过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合作，一点一点地试探、熟悉、渗透中国的市场。
1980年，AIG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合资成立了“中美保险公司”，在纽约和香港经营业务。同年，AIG在北京设立代表处，成为外国金融机构在华开设的首家代表处。虽然中美保险公司因为意见分歧无疾而终，但是这并不妨碍格林伯格的判断和执著。
不仅如此，格林伯格运用其超凡的政治敏感，数度于关键时刻，脱颖而出。行走于中国政商两极，格林伯格成为在中国最善于讲政治的外国人之一。
1989年，许多外国公司撤离中国。但AIG不仅没有从中国撤资，反而增加了对华投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为加入WTO几经挫折，而格林伯格四处发表演讲，倡议美国政府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并尽快完成与中国的入世谈判。
2003年，中国遭遇“非典”，格林伯格再次来到中国，并向全世界呼吁，中国值得投资。
在上海，史带基金赞助了一家儿童医院。在北京，格林伯格从一位巴黎古董交易商手中买到了北京颐和园的原始雕刻门，将其归还。
1990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决定创建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每年举行一次。格林伯格抓住机会，担任会议首任主席。该会议主要是向市长提供有助于提高上海经济发展水平、加速上海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信息与建议。
除了上海，1994年和1999年，他还分别当上了北京和广东的“洋顾问”。1997年，格林伯格荣膺上海市荣誉市民殊荣。不仅如此，格林伯格亦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国际顾问委员会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国际咨询会成员。
格林伯格坚定的政经立场终于获得丰厚的回报。1992年，友邦如愿以偿地回到上海，而且重回史带创业的外滩大楼。总结自己花费17年时间获得一张牌照的经历，格林伯格认为：“对于中国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