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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制定出了融贯的经济萧条应对计划，那么在对策上所存在的政治化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保守主义者尤其不满经济刺激计划，而自由主义者则尤其不满财政援助计划——就会减少。于是就可能出现由专业人士制定的非政治性的计划，进而责任就会被转移到政客们那里：他们就要为实现其可能被曝光的*裸的政治目的而向专业人士发起挑战。
格林斯潘和伯南克这两任美联储主席的领导必须被视为这场金融危机及随后陷入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格林斯潘的巨大声望给了他很大的自由度，可他却没有利用它来通过提高利息率抑制房地产泡沫、通过更果断地行使美联储对商业银行的控制权来抑制高风险贷款。他以为他能够通过等待泡沫形成并破灭、然后再降低利息率来收拾残局的方式避免政治论争。他是自己过去之成功的囚徒。
一个进一步的问题是，自1970年代“滞涨”以来，研究商业周期的宏观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将利息率保持在一个较高但又不会高到引发经济衰退的水平来防止通货膨胀。格林斯潘似乎在2000年代早期就已校正了这一周期——利息率保持在低水平，通货膨胀率虽然确实上涨了，但却仍然处于可容忍的限度内。如果看起来我们既可以保有较低的利息率又不会出现不可接受的通货膨胀，对于经济衰退的担忧就消退了，因为低利息率刺激了经济活力因此降低了经济衰退的危险。只是在低利息率引发通货膨胀的时候，经济衰退的威胁才会出现，因为美联储将有动机提升利息率以消除通货膨胀；这就是1980—1982年严重经济衰退的原因。低利息率可能引发信贷盛宴，信贷盛宴又进而可能引发经济衰退甚至经济萧条——这一事实处于政策的雷达屏幕之外，之所以如此，其部分原因在于，廉价信贷和放松金融监管二者之间的相互增进效应被人们忽略了。
有一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我对美联储和经济学职业界太过挑剔，同时又对金融界人士太过宽容——这看起来可能与我的下述主张相矛盾，即认为这场经济萧条是资本主义的一次失败。但是，尽管金融业人士对这场经济萧条负有主要责任，我却不认为可以为此而责难他们——意指道德谴责——就像人们不能责难狮子吃掉斑马一样。资本主义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商人会冒那些能增进其经济利益的风险（大多数时候是在法律的限度内）；单个的商人因银行业的不稳定而担忧他的决策以及他的竞争者的决策可能会引发经济萧条，这不比一头狮子因担心狮子吃斑马的速度超过斑马繁殖的速度而放生一匹斑马更有意义。告诉银行不要发放风险贷款或者谴责购房者借了一笔他可能无力偿还的贷款，就好比告诉狮子和斑马在他们中间建一道篱笆一样。
新闻记者、政客，还有一些应该知识更多的人，像著名宏观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都参与到了一场控诉华尔街的盛会中。他们弄错了目标。建立预防由高风险贷款引发的经济崩溃的防护措施之责任应该属于政府。确实，政治，在与资本主义大致相同的意义上，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政客凭借美元竞争选票。但是美联储，就像联邦法院一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尽管不完全——是与政治隔离的。
罗伯塔·卢卡斯，活着的最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在2003年1月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讲中说：“宏观经济学在1940年代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对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智识回应。那时候这个词语指的是我们希望能用以预防287那种经济灾难再次发生的知识和技能。我这个演讲的主题是，原初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已经取得了成功：它的中心问题即预防经济萧条实际上已经得到解决，而且事实上在几十年前就解决了。”我想，他今天不会再说这样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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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前方的路
紧急财政援助、“容易钱”、经济刺激计划、延期变卖抵押物、以及任何其他用来控制经济萧条延续时间和严重性的紧急措施都只是损失控制手段，而且是成本高昂的损失控制手段。针对经济萧条的救治措施虽然并不比疾病更糟糕，但也是相当坏。我们有必要从现在就开始思考降低再次发生经济萧条之可能性的方法；最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坚定地对突发事件应对方案加以系统地阐述和总结——美联储和财政部在此遭遇了悲剧性的失败。
就这场经济萧条来说，在预防工作上有三个重大失败：过度地放松监管，忽略警示信号，对个人储蓄率的下降及个人储蓄安全性的漫不经心。这些问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纠正的。
各种银行类企业经常可以通过形式上的微小改变来选择它所受管辖的监管机构。合并各种监管机构（就像德国和英国那样——财政部在2008年3月已经提出了部分合并的方案）将会提高政府有效监管金融市场、在金融危机早期就发现问题的能力。考虑到不同国家之间银行体系的相互依赖，设立一个国际金融监管权威机构可能也是必要的。
但是，现在却不是对金融产业进行改组或者重构监管的时候。反对改组的例证再显明不过了：经验告诉我们，重大的联邦机构改组（更不要说这是一个既包括本国也包括外国的金融中介机构监管的重组）需要经过数年时间才能定型，在这个成长的痛苦过程中，改组机构担负的职责所能发挥出的效能将会低于改组之前。这还没有考虑到下述事实：就当下的情况来说，要负责设计、管理机制改组那一小撮高级经济官员现在正为处理经济危局而忙碌不堪。
不管怎么说，我们原则上可以回到1960年代商业银行的监管架构。那时候，银行资本主要由零利息的活期存款和联邦证券组成，主要可以用于发放短期商业贷款。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像今天这样，允许其他金融中介机构经营银行产品的近似替代品，那么这种银行经营模式就无法存活下去。不过，这是否意味着，必须把货币市场基金、对冲基金和其他所有非银行的类银行企业都置于与商业银行同样的监管控制之下？比如说，应该要求它们保有准备金吗？给其资本的贷方提供零利息？如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等这些企业的末日也就到了。如果回答是否定的，人们就不清楚对商业银行施加多少监管才是可行的。如果还有其他答案，那要找到它可得破费思量。
还有一个进一步的、非常严峻的复杂问题。据我所知，没有人清楚地知道我们放松了监管的金融产业——包括放任自流的银行、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及其余所有的企业——的社会价值到底有多大。直到去年秋天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其利润是极其巨大的，但是毫无疑问，其中包含大量的经济租金。
在不能全面重构监管的情况下，一些零星的改革措施大概是可行并且有益的。不过我恐怕下面列举的都是一些琐细的方面。例如，政府或许应该停止谈论房屋所有权计划；要求企业，不论是公开上市的还是私人的企业，披露其高级管理人员的全部薪酬；要求金融企业管理人员的实质性份额的薪酬推后发放，并与企业的未来业绩挂钩；或许还应该考虑提高收入很高人群的边际收入所得税率，以抑制他们对冒险的嗜好。
关于我以上建议的这些值得现在加以考虑的措施，鉴于经济萧条仍在继续，唯一能说的就是，这些措施回避了在决策是否重构针对金融中介机构的监管时所涉及的一些重大而且棘手的问题。
不过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是，总统及其顾问们现在正忙于应对经济萧条以及一系列紧要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事务。由一个新的、统一的监管机构实施的新的金融监管体制将需要数年时间才能逐步形成。政府为应对经济萧条所推出的、已经或即将实施的六项或者八项措施，在目前来讲就足够了。让那些全面的、结构性的解决方案等到以后更平静的时日再出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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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保守主义的未来
人们普遍认为，共和党在2008年11月总统大选中的失败标志着保守主义在美国的衰退。我们应该在共和党和保守主义之间做出区分。两党制下的政党构成了机会主义的联盟，其结果是缺乏意识形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