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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夜里，我用手抚着胸口，让心脏平静下来，压制住内心深处的恐惧——我担心自己的心脏会突然停止跳动。当我感到自己的心脏仍在跳动时，我是那么欣喜。我的心脏不像悄无声息的大脑或肝脏，它像鼓点一样强有力地跳动着。
我开始对心脏抱有莫大的兴趣，当我坐在自然科学课堂的后排时，我仔细地端详着那颗红色的塑料心脏模型，它可以拆解开来，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各种部位、脉管和瓣膜。
在周末读物中，我仔细地阅读着一幅描绘着圣母玛丽亚的画像。画像里头，她穿着一件玫瑰红色的衣袍，脸上蒙着蓝色面纱，在她的心脏部位，交织环绕着一束光线，好像她正在试图传达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秘密。
我还认真地观赏着一幅叫做《耶稣神圣之心》的画，这幅画挂在我祖母卧室中最醒目的位置。在画里，耶稣身裹一件白色衣袍站立着，红色的心脏上布满了一道道伤痕，头上带着一顶荆棘做成的花冠，四周燃烧着熊熊火焰。
在我看到和读到的东西里头，没有一样能够克服和化解母亲逝世带来的悲伤，心脏病的阴影贯穿和笼罩了我整个童年，那是带有神秘色彩的灾难性成分，以至于我从来不和别人谈论这件事。
我母亲去世时我就在现场，这件事把我们联系得更为紧密了，虽然我的心中始终抱有莫大的遗憾——那时我还太年幼，无法挽救她。
家族中别的成员都安慰和鼓励我，他们聚集在我祖母的房子里，每一扇涂着黑漆的门都通向一个非同寻常的亲密世界。无论我需要什么，总能在那里找到一处避风港。要是我饿了，我的罗丝阿姨就会为我做一盘香喷喷的通心粉。要是我孤独寂寞，我就打开乔伊·安表姐的卧室门，让珍妮斯·约普林Janis Joplin，1960年代美国迷幻摇滚女星，堪称摇滚史上最伟大的女性，27岁时因吸毒而死。和“感恩之死乐队”The Grateful Dead，与珍妮斯·约普林同时期的摇滚音乐人，“旧金山声音”的典型代表。那嘶哑狂热的歌声陪伴着我。当我需要建议或者寻找庇护时，我就蜷伏进祖母的公寓，那里虽然又小又挤，却是一个使人斗志全消的避世之地。
在我们的左邻右舍中，每个人都会感到自己与他人紧密相连——他们知晓自己的身份以及所处的地方。这种和睦融洽的群体氛围使我体会到了一种温暖的安全感与维系感。群体归属感正是对心灵和心脏非常有益的一种氛围。
当时我毫无所知。正当我在布鲁克林长大成人时，科学家们正研究着另一群与我们相似的意大利移民，原因在于他们的心脏病发病率非常地低。外科医生史都华·沃尔夫博士和社会学家约翰·G·布鲁恩开展了一项针对宾夕法尼亚州罗塞托居民的长期考察，这项考察从1935年一直持续到1984年。
研究者发现，尽管许多罗塞托居民抽烟，摄入高脂肪食物，而且在板岩采石场中从事着危险的体力劳动，他们似乎对心脏病是免疫的，他们的心脏病发病率仅为全国平均发病率的一半。
那时，威尔士和英格兰人占据了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地区，罗塞托早期的意大利移民被排斥在外，于是他们便开始构建起属于自己的协同合作的文化。他们创造了一种社区精神，他们在一起庆祝各种宗教节日，在发生家庭事故时聚集起来磋商问题，他们一起融入到一个联系广泛而紧密的大社区中。
罗塞托与布鲁克林一样，街坊邻居也相互照应，一个屋檐下几代同堂，长辈们也是这个联结紧密的网络中的一员。教堂庆典、社区聚会和家庭聚餐把人们紧紧维系在一起，驱散了人们之间的隔阂与孤独。
第一章 不为人知的心脏（2）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罗塞托以稳定性、可预测性和一致性著称。人们都住在拥挤不堪的小房子里头，吃过饭后，邻居们彼此串门。由于任何夸财耀富的行为都不受欢迎，贫富之间的差距也就泯灭了。有一条伦理准则至高无上：每个人都同意孩子必须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最后，研究者们认为“罗塞托效应”能够降低心脏病得病率，是由以下因素所决定的：社会网络、居民的相互联系、稳定性以及可预测性，这些因素是无法用实验室里的仪器测定的。
“人们在彼此促进提高，帮助对方。”沃尔夫说。他指出，紧密团结的社区氛围比降低胆固醇水平或戒烟更有助于心脏病的预防。
许多研究已经证实了社会与文化因素在健康及心血管疾病预防中的重要作用。“贪恋生命”的假设，指的是一种生命渴求亲近另一些生命的倾向，这导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有生活于人群中才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幸福与健康。在历史的大部分阶段中，人类总是过着亲密的群居生活，一起联合起来生存下去。今天，我们中的许多人渐渐散居开来，切断了彼此间的联系，那些联合会、行业协会、俱乐部等一度给我们一种社群联系感的事物已经消失了。
一项研究在加利福尼亚的阿拉美达县及芬兰的北卡莱利亚同时展开，研究人员花了5~9年的时间观察了上千名参与者。研究结果显示，和那些与外界交往广泛的人相比，那些孤僻而缺乏外界交往的参与者死于心脏病或其他疾病的可能性要大2~3倍。令人惊诧的是，这些结果已经排除了来自心脏本身的风险因素。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告的部分阻滞剂心脏病试验研究病例显示，那些孤僻和生活压力巨大的人，死于心脏病或其他病因的可能性远远大于那些热爱社交和生活压力小的人。此外，一项为期7年的调查主要针对1000多名居住在夏威夷的日本移民进行。结果表明，建立顺畅良好的社交网络对预防心脏病卓有成效。这项调查排除了诸如高血压、吸烟等众所周知的不健康因素。
罗塞托的研究者预测说，年轻一代的罗塞托居民不会满足于他们父辈的价值观。这一预言果然奏效。当下一代罗塞托居民长大成人，接受大学教育以后，他们就告别了传统的罗塞托生活方式，更多地关注起物质上的成功。他们开始炫耀和攀比，竞相购买大排量汽车，搬到了郊区建立起独立的家庭。
当20世纪70年代研究者回到罗塞托时，他们发现那里的环境已经变了——那种有助于预防心脏病的亲密无间的社区氛围已经消失殆尽。年轻人开车去街区外的商业区从事白领工作。不再像以前那个热闹的大社区一样，他们把后院用篱笆围了起来，一个个缩回了自己的小家庭中。
沃尔夫与他的同事发现，伴随着街区的社交活动变化而来的是逐渐增多的健康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罗塞托的心脏病低发病率已经开始逆转了，第一名45岁以下的心脏病患者出现于1971年。心脏病发病率持续上升，直至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个地区已经失去了它统计学意义上的独特性，罗塞托效应已成为历史了。
在布鲁克林的小小世界中，同样的事情也在发生。
在我们的大街上，财富的累积就意味着散步的减少，还有雪弗莱车与别克车造成的塞车；我爸爸不再喜欢吃通心粉，而是转变成喜欢牛腰肉和蓝奶酪。家家户户的后院都用铁链和栅栏围了起来；上班族们离开邻居们去郊区工作。埃斯波西托老太太和科莫先生从他们孩子家里的卧室搬出来，住到养老院去了。
如果我来自意大利卡拉布里亚的曾祖父母们，拖曳着他们笨重的农用器具，突然回到了我们家中，他们也许会非常吃惊，因为科学技术、自动化机器和各种休闲方式已经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会大为震惊地看到我们在电视机前浪费了那么多时间，而我们清洗衣服和碗碟的工作都是由机器代劳的。他们看到我们如此与世隔绝和静止不动的状态，肯定会非常不快的。
在20世纪，我们已经失去了生活中应有的许多身体功能和彼此之间的依赖——烤面包、搅拌黄油、生炉子、掸地毯，所有这一切都由机器代劳。清洗这样简单的家务劳动原来是那样的烦琐，它包括搓揉、拧干和晾挂，这些都需要花费一定的体力，但它们却能锻炼心脏功能。
相比于我们的先人而言，我们的生活过得更为舒适了——哪怕是短距离路程我们也开车而不是步行；我们坐电梯，不再爬楼梯了；黄油、冰激凌、奶酪这些过去用手工制作的奢侈食物，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事实上，一个典型的现代人花费在家务和工作的时间，只有19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