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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种不同投资者在交易机制、交易工具上的不公平，明显有违于“三公”原则。我们必须在股指期货推出的同时，对股票现货市场交易机制和工具进行改革，实现T＋0回转交易，包括推出覆盖面较广的融券和直接卖空机制。而现货做空和T＋0机制，对于中小投资者的能力要求而言，是远低于股指期货的。这样才能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在市场产品、交易工具、机制不完备的条件下，通过创新产品合理的配置、同步推出，有效规避单一创新引发的新的市场风险。
对于杨宇东的这些分析及建议，我完全认同和支持，并在此特别提醒散户投资者，一定要高度关注，在推出股指期货前，股票现货市场的交易规则是否改变，如果现行规则不改变，现货股票投资者几乎就没有赢的可能性，期货投资者完全可以利用规则的不公正，将现货投资者吃定。这将是一场期货对现货、机构对散户的“屠杀”。
因此，还是要再次郑重地提醒散户投资者，在没有充分洞悉股指期货带来的巨大风险之前，在期货和现货交易规则没有实现公平匹配之前，在没有熟练掌握股指期货的操作技巧前，逢高抛售，退出现货市场，冷眼旁观2007年股市惊心动魄的“超级过山车”，将是最为聪明的选择。
建立更加公平的交易规则（2）
当然，我们更为期待的是，包括散户在内，各方参与者不要围绕股指期货处心积虑地互相暗算，而能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伟大而成熟的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上来，惟有如此，才能使中国股市的各方参与者获得持续而长久的共赢，而不是大起大伏，一曝十寒。
A股制度之鼎单足难支
3月16日，###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关注股市的发展，但更关注股票市场的健康。”他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这就需要，第一，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第二，要建立一个公开、公正、透明的市场体系；第三，要加强资本市场的监管，特别是完善发展；最后，要加强股市市场情况信息的及时披露，使股民增强防范风险的意识。
总理的评价言简意赅，给了那些因股指大涨而对股市现状志得意满的人士一帖清醒剂，令人能从资本市场的制度性建设方面，冷静而理性地分析内地股市现状。
“目标是建立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之语说明，A股目前仍然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与成熟市场仍存在差距，总理点到四个方面，即上市公司质量，公开、公正、透明的市场体系，完善监管，信息披露等。对此，笔者完全认同。
不可否认，A股的确因为解决了股权分置改革问题，取得了一项股市的基本制度的重大突破，并且这种突破成果已经呈现在了市场的繁荣上了。但这并不意味着A股的制度建设可以告一段落，甚至高枕无忧了。事实上，从国际顶级成熟股市的标准来看，股改的成功仅仅是一个新里程的开始。
如果从市场全面系统的有效制衡来看，A股目前仍存在显著的制度性短板，尽管股改基本消除了一个根本性的失衡。
股改前，由于非流通股、流通股壁垒森严，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权，非流通股股东可以利用制度性优势剥夺流通股股东利益。全流通后，二级市场投资人开始有能力制衡董事会和经营者，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我们也要看到，股市上原有的其他重大博弈不平衡局面依然存在，一是投资机构间的博弈难以形成有效制衡；二是散户和机构间的博弈难以形成有效制衡，甚至这两种不平衡在过去的一年中还可能被放大了。
警惕机构间的利益共谋
警惕机构间的道德风险在国际成熟市场中，机构投资者大多数都是民营或社会经营，因而相互之间都是非常独立的市场利益主体，加上有效的经营者约束和激励的机制，他们会非常努力地从每一个竞争对手的错误中发现赚钱的机会，进而相互间达成很有效的博弈制衡，从而大大降低整个市场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概率。
与此迥然不同的是，在内地股市的投资机构中，基金、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银行等绝大多数金融机构都是国有控股经营，而QFII的额度相当有限，私募基金仍处于非阳光状态。如此一来，尽管似乎有众多的国有投资机构，但是市场主体其实是一个，主要对金融国资投资管理者负责，因此，他们难免会形成同质化的价值取向，并由此衍生出同质化的思维方式和投资模式，也较容易出现相似的道德风险。比如国有基金公司的管理者，按理说，他们应当对基金投资人负责，但他们的奖罚任免又是由国有大股东决定。他们手中拥有上百亿，甚至上千亿人民币资金的控制权，如果出现道德风险，可以并不复杂地将数千万或数亿资产转移进自己或关联人的腰包，但基金投资者缺乏对他们的有效监管手段。
与此同时，由于私募基金仍然没有得到合法身份，因而，他们也很难真正对投资人负责，如果出现道德风险，最多只能追究其非法集资的罪名，而无法惩罚其道德失职，投资人的财产因缺乏更明确的法律支持而增加了追索难度。
而当国有基金缺乏明确的市场责任主体，私募基金缺乏明确的合法身份，两者都可能存在道德风险时，它们之间就可能出现利益共谋、利益输送的漏洞。即国有基金的经营者出现道德风险，将财富转移到私募基金，私募基金在接受到利益输送，私分赃款后，将公司关闭，令监管部门无从查处。
因此，当国有投资机构比重过高，同时私募基金等民间投资机构仍未能合法化时，指望出现成熟市场中的机构间有效制衡的局面将是奢谈。当机构间的有效制衡不能形成，推出股指期货这样的新产品时，就难免潜伏不利于投资人、国有资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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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诉讼有罪推论至关重要
集体诉讼有罪推论至关重要A股目前缺失的另外一个有效制衡是散户对机构和上市公司的制约。单个机构对于单个散户天然地拥有资金、信息、研究能力、舆论影响力等多方面的优势，如果任由市场达尔文主义的“原始丛林”演绎，那么博弈的天平必然是倒向机构、上市公司内部人一边。
然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成熟股市是抛弃散户的，没有任何一个股市离开散户投资者可以长期健康发展的，散户的力量是应该起到制约机构和上市公司作用的。为了保障这种制衡的有效性，为了确保这种社会正义，美国股市采用了集体诉讼制度和举证责任在辩方的制度。
集体诉讼，是主要适用于诉讼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多数人的一种诉讼。其特点为：1。 集体诉讼方式中，受害人一般只需要登记即可取得原告资格；2。 判决对每一个集体诉讼参与人均具有法律效力；3。 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只要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适用该案先前的判决或裁定。证券市场侵权案最突出的特点是：受侵害者众多，而个人投资者又无经济实力去单个诉讼索赔。在此情况下，集体诉讼是一种最有效的司法程序，也最有利于社会安定、有利于司法公正。
至于举证责任在辩方。按照美国证券交易法规定，如果证券市场的内部人操纵股价出现异动，包括机构和上市公司经营者联手坐庄等，“美国证监会”或投资者起诉追查相关责任人时，被怀疑的相关责任人须努力收集能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如果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就被认定为有罪。在法律上也称有罪推论。
美国最初在资本市场也采取无罪推论，即由被告或检方提供证据，不能提供有效证据，则被告无罪，而在证券市场上由被告或检方提供这种证据，几乎是不可能的。后来随着美国经济的虚拟化和资本的社会化，成为经济主体的美国民众逐渐意识到，无罪推定这个东西，是强者对付弱者的法律，便进行改革，确立了有罪推定这个证券市场的法律原则。因此，它和集体诉讼一道，为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市场奠定了根本性制度基础。
如果说，一个伟大而成熟的资本市场是一个巨鼎的话，这个鼎至少要有“三足”，第一个是市场投资人对上市公司董事会和经营者的有效制衡；第二个是投资机构之间的有效制衡；三是散户和机构间的有效制衡。目前，中国A股这个“鼎”三足仅具其一。如果不能尽快进行另外两方面的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