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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生初始——天真美好（2）
1949年8月23日，螺城解放了。国民党军队一早就退出城去，街上已不见一兵一卒。那时关于共产党和解放军的谣传很多，有说他们象“封神榜”里的人物，神通广大；有说他们凶神恶煞，不近人情。那天，我和几位小朋友一直扒在屋顶上，注视着公路上的行人，想看看解放军究竟是啥样的，可惜到傍晚还看不到有什么动静，却听说游击队早已进城接管了县政府，说他们穿着普通人的衣裳，跟老百姓没有两样，只在腰间插一支挂红布条的短枪。
虽然没有“看”到解放，但觉得整个县城的气氛变了，到处充满生机。人们象是从黑黝黝的地洞里走到阳光明媚的天底下，感到明亮和舒畅，可以扬眉吐气，高声说笑。走在路上不时会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敲锣打鼓的声音，到街上去可以看到文工队在街头表演节目，或是一队穿着红黄服装的男女青年打着腰鼓在迎送什么。对孩子来说，这都是新奇和激动人心的。大人们都说解放了，人人平等，不许再有压迫和剥削。大家兴高彩烈地大声议论着，传递一些新名词。各种民间组织：农协会、妇女会、青年会、民兵、儿童团的牌子就象雨后春笋般地树了起来，人们像过节一般都在忙碌着。
很快，就有人来叫我去参加儿童团。在一间原来 属于保长的大房子里，聚集着几十个高矮不一的孩子，或坐或站排成几列。一个被称为团长的小青年，给大家讲了解放区儿童团抓特务打坏蛋的故事。有一天，他突然分配我跟另一位儿童团员，每天要在我家屋后的小路上站岗查“路条”。那时社会上治安混乱，“土匪”乘机抢劫，十分猖獗，进城要凭区政府开的介绍信，称为“路条”。我家屋后的小路是进城的一条通道。当时，我感到这是莫大的荣幸和信任。就这么一句话，我俩立即当作一件神圣而伟大的任务来执行，一刻也不敢怠慢。每天清晨一起床就拿着红樱枪，挂上红袖章跑出去，笔挺笔挺地站在路口，对每一位过往路人严肃认真地问一声，“同志！你有‘路条’吗？”不放过任何一个没有“路条”的人。 当时是那么认真，小小年纪，心中只有国家，只有“革命”，丝毫没有考虑后来常被提起的“人际关系”，可以说六亲不认，只认“路条”。
一天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被我们挡住了。他解释了半天，最后还是悻悻地返回原路去。当再次看到他带来了“路条”，我们竟感激地对他道起谢来，我想这是对他和对自己的共同赞美吧！此外，儿童团还不时搞宣传演出。在自家院子里我们搭了个小小台面，模仿着从大戏台上学来的节目，内容都是关于“抓特务”的，演得“轰轰烈烈”，曾吸引过不少小观众，连大人有时也兴致盎然地站着观看。
1952年秋，我小学毕业了，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螺城一中。我的学业成绩是从小学四年级起，才脱颖而出。当时多亏一位新来的国语老师，他矮敦敦的身材，一说话就逗人乐，象一位相声演员。第一堂课，我就被他那抑扬顿挫的声调和幽默恢谐的表情吸引住了，一动不动地坐着，全神贯注地听讲，对我来说是破天荒第一次，下课后感到浑身肌肉又酸又疼，脖子扭不动了，好一阵才舒展过来。这位国语老师不但书教得好，还善于组织学生开展各种竞赛。我的好胜心得到充分发挥，对学习开始有了兴趣，那一学期结束，我的成绩一下跃居班上第七位，到小学毕业时已是名列全校第一。
在学习上我从不感到困难和紧张，对演算类的题目，我只要分析一下“已知”和“未知”，再想想解题的方法和步骤，几乎就了然于心，不用动笔去做，只对毫无把握的题目，才去演算以检验结果是否正确。我的数学和物理科成绩曾有过全学期总评一百分的记录。平时我往往比同学少花一半时间就完成课业，更多时间是在图书馆和运动场上度过。现在的孩子还没有上学，父母早已给他准备了一大堆《看图识字》之类的读物，恨不得通通塞进他的脑子里，反而不上图书馆了。那时候没有这样的条件，想看书就得借，而借来的书比自己买的，还能更有效地读完它。
记得第一本看的书是《李有才的板话》，是小学语文老师介绍的，因为课本中读到有关的章节，老师要求我们去借来看一看。从此我有了一张《借书证》，开始走进图书馆里去。我是图书馆的常客，管理员对我特别友好，常让我进到别人进不去的书库里，自己挑选图书。那时尽是借一些童话、寓言、神话和描写少年英雄这类的儿童读物。上到初中，开始看长篇，也看古典文学。这时期的读书，纯粹为了解故事情节，满足好奇心，是不求甚解的，读完之后，并无多大进益。
此外在体育方面，我年纪小，在低龄组占有优势，跳高，百米连续几届校运会都获得该组的第一名，连体育老师也对我倍加爱护。我还是学校少先队副大队长兼中队长，班级学习委员。在我面前可以说是阳光灿烂一片美好，差不多所有教过我的老师都会对我另眼看待。这样的后果当然很糟，使我在家里的“老大”地位又得到巩固和发挥，只习惯受到赞扬，不愿听到批评，总想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卖弄小聪明，也不管是在怎样的场合。终于有一次导致我做了一件愚蠢的事。（待续）。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人生初始——天真美好（3）
教我们数学的王老师是仙游人，说话的腔调有点特别，平时同学总喜欢学着开开玩笑，并非出于对老师不尊敬，当着王老师的面还是规规矩矩的。有一天他提问我，我竟然在课堂上也学着他的腔调回答问题，结果引起全班同学大笑。我洋洋得意，象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王老师却象没事似地，点点头微笑着叫我坐下。忽然我感到脸上一阵阵发烧，老师的宽宏大度使我惭愧难当。下课后我本想找他认错，又缺乏勇气，怕同学会取笑我。后来那位老师调回他的家乡去，我再没有机会见到他，向他当面道歉。为此我一直感到内疚，老师是那么温和可亲，我却对他如此不恭。尤其是当自己后来也成了一位老师，更觉得是不可饶恕的。
另一件令我悔恨的是，1955年我初中毕业，适逢教育大调整，当年的毕业生只有五分之一能升上高中。学校要求大家要有“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动员会开了一次又一次，要大家“防止资产阶级同我们争夺下一代”。一天会后我竟天真地对班主任说：“我妈就说过，如果我考上高中，她要买一只手表给我。”不想，这个材料立即汇报给校长，再向上级汇报，成为“资产阶级家庭用物质引诱学生，公然对抗党的号召”的“典型”，还让街政府出面对我母亲进行“教育”。自己的天真幼稚，造成如此后果，我实在对不起母亲。可见我对“政治”从小就是个大傻瓜，*得象个出生的婴儿。
如果说少年时代有值得我自豪的，那就是养成记日记的习惯。初一下学期，学校举办一次文学讲座，介绍当时很有名气的苏联英雄奥列格的母亲写的《我的儿子》这本书。洪老师精采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每个人。一时间奥列格成了我最崇拜的英雄。我不但下了决心：“一旦敌人胆敢侵犯我们，我一定要象奥列格那样勇敢去保卫祖国，不怕牺牲。”我还把那本书又细细读过一遍。看到奥列格十岁就开始记日记，可我已经十二岁了，就决定从这一点学起，当晚我写下一生中的第一篇日记。从此记日记断断续续伴我度过大半生，熬过一个又一个艰难的时光。如今每当我看到当初那几本已被蛀虫咬破的日记本，心里多少有点安慰，平添了几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觉得自己总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最初的日记内容简短单调，尽是些孩子气的琐事，看了不禁令人哑然失笑，却真实地反映了我那时纯洁的心灵和少年时代的人生观，有几篇较有内容的，我抄录下来，权且作为少年时期的一部分回忆。时间是1953年至1955年间：
5月7日 有人说：“李大钊先生若活到现在一定比毛泽东还大。” 显然他在为李大钊先生为革命死得太早活不到今天，感到可惜，不理解一个 革命者为真理而斗争，完全可以为真理去死，不是为了将来能当大官，做主席。对于李大钊的牺牲，我们应该更多可惜的，是他不能再为革命多做贡献了。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