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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春之祭》。一些人的任务是听音乐，而另外一些人则被要求一边听一边努力让自己高兴起来。在曲目结束时，比起那些只是听音乐的人，被要求努力快乐起来的志愿者们情绪要差得多。为什么？有两个原因。首先，也许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坐着不动，什么也不做，然后特意去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出正面的结论。但是，研究表明，但凡我们有一点分心，这些刻意的企图就很有可能逆火，反过来让我们感觉更差。第二，刻意烹调事实实在是太明显了，让我们觉得自己很轻贱。当然，在未婚妻将我们孤零零地抛弃在婚礼圣坛前时，我们希望相信没有她自己会生活得更好，如果能够发现支持这个结论的事实（“其实她根本就不适合我，是吧，妈妈？”）我们的感觉会更好。但是，发现这些事实的过程必须感觉起来像是一个发现的过程，而不是刻意的粉饰太平（“要是我们这样来提问题，而且只问妈妈不问别人，我几乎一定能够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一旦诡计被拆穿，曾经被人抛弃的这个污点就会在自己的可怜素质列表中显得非常显眼。积极的结论要令人信服，就必须建立在我们自信是诚实得来的事实基础之上。我们通过下意识地烹调事实然后有意识地消费它们来做到这一点。人们在餐厅用晚餐，而厨师却藏在地下室。这种无意识烹调的唯一好处就是它行之有效；而它的代价却是，我们因此变成了自己的陌生人。现在，请允许我向你解释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对现实免疫（2）
从向前看到向后看
据我所知，还没有人曾经系统地研究过那些曾经被怯场的准配偶单独留在结婚圣坛上的人。但是，我很愿意用一瓶好酒打赌，如果你能够集合起足够多的差一点就成为新郎或者新娘的人并问他们是更愿意将这个事件称为“我今生遇到的最坏的事情”，还是将它称为“我今生遇到的最好的事情”，那么，他们中更多的人会选择后一种描述而不是前者。而且我愿意用一整箱这种酒来打赌，如果你找到的样本从未经历过这种事情，而你的问题是，回顾过去，什么事情能够被看做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事情”，没有人会把“被抛弃”算进去。跟许多其他事情一样，想象中被抛弃的经历更加痛苦，而回忆中被抛弃的经历则更加浪漫。想象自己以这种方式被晾在那里，我们自然而然地得出了对这个经历所有可能看法中最可怕的一个；然而，一旦我们真的经历过了这样的心碎，并且像这样在家人、朋友和鲜花商面前丢面子，我们的大脑就开始搜购一种没有那么可怕的观点了，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人类的大脑是非常精明的购物者。然而，因为我们的大脑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购物的，我们根本意识不到它们会这样做。因此，我们漫不经心地认为，在回想此事的时候，我们对它的看###同预想它的时候一样的可怕。换言之，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看###改变，因为，通常我们并不了解改变它们的过程。
这个事实使我们很难预测一个人未来的情绪。在某项研究中，志愿者们得到一个申请工作的机会，这份工作的内容就是品尝各种冰激凌并给它们起好玩的名字，而且收入可观。在申请过程中，志愿者们的面试过程会被录下来。有些志愿者被告知，一位评审将会根据面试录像来决定是否聘用他们，而此人可以单独做决定（评审组）。而另外一些志愿者被告知一个评审团将会观看他们的面试记录，并通过投票来决定是否聘用他们（评审团组）。评审团组的志愿者被告知，只要评审团里有一位成员投票支持他，他就可以得到聘用，因此，只有在所有评委一致同意不聘用他的时候，他才得不到这份工作。然后，所有的志愿者都进行了面试，并且都预测了如果自己得不到这份工作会有什么感觉。几分钟后，研究人员走进来，很抱歉地解释说，经过认真考虑，评审或者评审团认为这个志愿者不太适合这份工作。然后，研究人员要求志愿者们报告他们的感受。
快乐评审评审团评审评审团
被拒绝之前被拒绝之后
图19：被一位变化无常的评审拒绝的志愿者比被意见一致的陪审团拒绝的志愿者要高兴（右图）。但是，他们都无法在此之前预见到这种情况（左图）。
研究结果如图19所示。左边的圆柱显示，两个组的志愿者预期他们会感到同样强烈的不快。毕竟，拒绝算得上是当头一棒，而不管打这一棒的人是一个评审、一个评审团还是一群犹太正教拉比，我们都预期这一下会打得我们很疼。然而，右边的圆柱显示，当这一棒由一个评审团来打的话，会比由一个评审来打要疼一些。为什么呢？好吧，想象一下自己曾经申请做泳装模特的工作。要得到这份工作，你就必须披上非常暴露的服装在某个穿着3美元外套，眼光挑剔的傻瓜面前走来走去。如果这个傻瓜将你上下打量一番之后，摇摇头，说：“抱歉，你不是做模特的料。”你很可能会感觉很糟糕。至少要难受一两分钟。但是，像这样遭受单个人的拒绝，每个人都时常经历，在几分钟后，大多数人都能够从打击中恢复过来并继续生活。我们之所以很快就能恢复自如，是因为我们的心理免疫系统可以驾轻就熟地利用这个经验中的模糊性，并缓解它的刺痛：“这家伙根本就没有认真看我出色的转体”，或者“他就是那种只注意身高而不注意体重的怪人。”，又或者“难道我要听一个穿着这样外套的人来告诉我什么是时尚吗？”
不过，现在请你想象一下自己在为一屋子的人展示泳装，其中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有年轻人，而他们在上下打量过你之后都摇摇头说不。你很可能会感到很糟糕。真的很糟糕。屈辱、受伤同时也迷惑不解。你很可能从舞台上快步跑下来，两耳发烧，喉头发紧，双眼湿润。被一大群背景各异的人拒绝是一件让人非常屈辱的经历，因为这是毫无争议的拒绝，而心理免疫系统也很难找到既积极又令人信服的开解方式。将失败归结为一位观点有异常人的评审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将失败归结为意见完全统一的评审团就很困难了。“90个人同时眨眼，并步调一致地恰好都错过了我的转体动作”这样的说法太没有说服力了。同样，研究中的志愿者们也发现将自己的被拒归罪于一位有特殊癖好的评审很容易，而将其归罪为一群评委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因此，在被评审团拒绝之后，他们的感觉要更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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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实免疫（3）
现在，如果你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考虑这项研究结果，所有这些都是一目了然的，但是，请允许我指出，只有在有人肯费工夫向你指出这些道理时，它们才是一目了然的。事实上，如果它们真的是如此一目了然的话，为什么那些聪明的志愿者没有办法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几分钟预见到这样的结果呢？为什么这些志愿者没有意识到怪罪一位评审会比怪罪一个评审团成功几率更大呢？因为，当志愿者们被要求预测自己对拒绝的反应时，他们想象到了拒绝的强烈刺痛，但是没有继续想象自己的大脑会如何缓解这种刺痛。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大脑可能会尝试缓解这种刺痛，又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可以通过怪罪那些造成自己痛苦的人来缓解痛苦，所以，他们也就没有想到如果被怪罪的只是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这种做###更加成功一些。其他研究也证实了这个一般的发现，比如，人们以为无论一场悲剧是因为人为失误造成的还是因为运气太差才发生的，都会让他们感觉一样糟糕。但是，实际上，如果造成悲剧的是运气，而没有什么人可以怪罪的话，他们通常会感觉更糟糕。
对自身心理免疫系统的忽视导致我们错误估计了那些我们能够怪罪他人的情况，不过，它也会让我们错误估计那些我们必须责怪自己的情况。有谁能够忘记1942年的电影《卡萨布兰卡（北非谍影）》结尾的那一幕呢？当时，亨弗莱？鲍嘉（HumphreyBogart）和英格丽？褒曼（IngridBergman）正站在柏油碎石铺就的停机坪上，而她正在艰苦抉择，是跟自己爱的这个男人一起留在卡萨布兰卡，还是登上飞机跟丈夫一起离开？博吉（Bogey，＇Bogart的昵称——译者注＇）转向褒曼，对她说：“在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你属于维克多（Victor）。你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也是鼓励他前进的力量。如果飞机起飞而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