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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中国金融也存在*现象，原因在于制度的缺陷。国有银行的国有性质决定其资产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国有资产在经济运行中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它通过国家代理人的行为而参与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国有资产属于抽象的“全民”所有，无法人格化，缺乏可操作性，国有资产是虚置的，国有股是“股东缺位”的。由于所有者的虚置缺位，产权模糊，导致难以形成对资本使用的有效制约和对称信息的把握，结果不但使资本控制权旁落代理人的手中，还产生了“企业内部人控制”的危机，使国有资产成为唐僧肉，只要有机会，谁都想得而食之。
愤青“不高兴”也没用（2）
所以我非常赞同美国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提出的一个大胆办法：将国有资产公民化，实现“全民所有”，在全国和31省市分别成立国民权益基金，把全国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均分给13亿公民，以此完成民有化改革。
就目前中国这样一种金融制度想跟美国金融叫板是不行的，但“货币战争”你不打还不行，那就要从制度上去规划修正，培养更多真正的“金融战士”。要是因为金融*而叫喊着只要实业不要金融，那就更搞笑了。实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需要金融，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情，不需要我再费口舌了吧。
再说了，美国没有实业吗？美国的工业基础、汽车重工、航天科技、军工、新农业、尖端电子，哪一样不健全，哪一样垮掉了？更不用说美国还掌握着那么多核心技术、行业标准。愤青奔走相告的美国要破产，根本就是意淫，指望美国马上衰落的难度不亚于指望太阳从西边冉冉升起。相反，中国经济的科技含量还很低，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够，体制制度还不完善，发展包袱还很重。只能说，在金融危机当中，美国很重视中国的作用，中国也可以借此向美国提一些条件，但想现在替代美国成为领导世界的国家无异痴人说梦。
就像上海外国语大学苏长和教授所说，中国还缺少成为世界性领导国家的国内国际条件。
就国内来说，（1）政府与社会的内向性功能不足以使中国胜任承担世界领导者的角色；（2）中国暂时还不可能为和谐世界建立提供所必备的制度性资源；（3）中国现有的财政资源不能保证或者维持中国持续的领导地位；（4）中国还没有储备充足的应付世界性问题的人力和知识资源；（5）中国的精英和中产阶层缺少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所需要的国际化、多元性的包容文化。
在国内国际限制条件下，实行“当头”外交对中国来说就是不可取的。韬光养晦，“示弱”而非“示强”，外交上争取更长久的和平国际环境，集中精力办理好国内事情，在财政许可的前提下适度推动和谐世界建设，将仍是中国大战略的要义所在。
（苏长和《“示弱”有理》，载《东方早报》2008年12月31日）
“示弱”不会吃亏，“示强”往往没有好果子吃。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都很强大，国家一强大，本国的民族主义就坐不住了，要“示强”，要通过武力来扩张势力，最后都一败涂地。目前中国的民族主义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而抬头，好在这个时代世界人民普遍不接受“打砸抢”的强盗逻辑了，中国也不能完全拒绝文明潮流，因为这会让自己陷入人人喊打的境地，这就注定新时代的愤青不会有大的作为，掀不起大的风浪，就算他们“不高兴”也没用。
“示弱”表明我们谦虚，否则也就不会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这么深刻的“示弱”故事。谦虚就必须承认中国还是一个穷国，没有这样的谦虚胸怀就不会有进步。
中国现在还是一个经济举足轻重、人口众多又相对贫困的国家，“示弱”是必然而必要的。如果我们要打肿脸充胖子去“示强”，那好，谁都把中国当成胖子来看待，按胖子的标准来要求你尽国际责任，要求多交联合国会费、多向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捐助等，中国就会“死要面子活受罪”。
当然，“示弱”也不等于放弃国际话语权，而是量力而行，用低调务实的姿态去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把为人类世界贡献更多的文明成果作为自己的追求，让国家道义形象与综合实力在国际社会中形成良性共鸣。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对世界的最大的贡献应该是让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仅为此一点，也要沉得住气，理好内政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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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青，没文化又不爱学习还自以为是（1）
周筱赟：愤青，没文化又不爱学习还自以为是
《中国不高兴》宣扬的环境悲观论
对于愤青而言，外部的敌人是必须存在的，否则就失去了痛骂的对象。所以，即使没有敌人，也必须造出一个假想敌来。《中国不高兴》自然也不例外。
《中国不高兴》总是时时不忘宣扬存在外部的重大打击，“外部大的打击恐怕不会等太久就来了。这个大的打击是对我们人类而言，就是石油等自然资源的枯竭。”并且危言耸听地警告：“将来一旦出现争夺能源或者其他自然资源的局面的话，那些民族的下场是非常悲惨的。我们要比他们强得多才行，我们必须是世界上最好的才行。”（第19页）于是，作者之一的王小东由这个逻辑推导出，“我们来管理、利用这个世界上比现在中国的国土面积上所具有的大得多的资源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我们要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资源，经济上进行管理，政治上进行指导，我们要领导世界。”（第99页）
《中国不高兴》宣扬以军事力量去世界争夺资源（第108110页），明显与中国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不符。关于这一点，我就不想多谈了。我只想说说《中国不高兴》中对人类未来环境的悲观论调。
《中国不高兴》认为，通过节能来解决能源问题完全不可能，“我们省下来有用吗？我们省下来的能源不是被西方人消耗掉了吗？在今天这样的社会格局之下，谁先省谁先死！也就是说，谁想节约能源消费的话，肯定先从地球上被淘汰掉了。”（第20页）
既然节流不行，那么开源呢？在王小东看来，开源同样不行。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储量有限，核能、风能、太阳能通通不行。那么怎么办？王小东给大家的结论是——能源耗尽、文明灭绝。（第21页）
要得出关系到人类未来存亡的如此重大结论，总该建立在充分的数据、事实基础上吧？可是，王小东赖以为依据的，全部来自一本书，美国人斯蒂芬？李柏和格伦？斯特拉西写的《即将来临的经济崩溃》。
我检索了环境科学和经济学的专业数据库，没有发现以他们的名字发表过的任何相关论文。而根据这本出版于2008年1月的中文版介绍，斯蒂芬？李柏是一位心理学博士，格伦？斯特拉西则拥有英语文学、英语话剧和教育学三个学士学位，都与环境科学、经济学毫无关系。在西方，没有人认为这是一部严格的学术著作。斯蒂芬？李柏唯一和经济能扯上关系的是，他有19年的专业股市预测经历，曾成功预言科技股的崩溃。
由一本通俗的非学术著作得出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结论，其可靠性，实在让我非常怀疑。如果只是要人们提高危机意识，也没什么错，但由此认为中国应该占有比国土面积更大的资源，那就很可怕了。
王小东在收入《中国不高兴》的另一篇文章《“文艺腔”测不准当代中国的现实》中，批评文艺腔思维“认识问题缺乏逻辑，更不能深入思考”（第61页），不过，他虽是学数学出身，也算是理科，但在我这个同样是理科出身者（自然地理学）看来，上述结论的得出，就是完全逻辑混乱、证据不足，是典型的“文艺腔”。就我接触来看，愤青多是缺乏理性和逻辑的文学青年，现在看来，也有例外。一个受过严格理科训练的人，如果抱持着偏见，又有一套理论，他可以用理论来论证偏见的正确，并更加坚信于自己的偏见，那是最可怕的。
愤青，没文化又不爱学习还自以为是（2）
愤青的“口头环保主义”
不过，并非所有愤青都像王小东那样悲观。对于大部分愤青而言，环保和爱国一样，也是他们热衷挂在嘴上的口号。在西方，从事激进环保主义的人就是愤青，以一些极端的方式推行他们的环保理念。中国也有。
从2009年3月开始，网络上有很热乎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