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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管理和监督国有资产问题。
可以说，在市场化改革中，中国无数国企都已经像冰棍那样化掉了，剩下的是极少数经营得力以及垄断性的国企。垄断性的国企，无人和它竞争，可以千秋万代也不倒。而硕果仅存的非垄断性大国企，在现有体制下，难保将来某一天也要化掉。 。。
郎咸平：蛊惑人心的经济学法西斯（2）
*有“法西斯”倾向？
曾与*有过深入交往的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费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认为，*制是不可能的，每个民族都是由一个被筛选出来的精英阶级所统治的。这是因为政府只能是适合小部分人工作的机构，而且永远有一种向*和寡头发展的趋向。只有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的纷争，才是人民自由的唯一可靠来源。这些精英操纵着民众“不合逻辑”的混乱的欲望与信仰，以追求自身私利。
精英是“循环流动”的，历史在形式上也是循环往复的。帕累托把精英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有如狐狸，狡诈、大胆、机敏、迷恋创新、敢于冒险、深思熟虑，另一种有如狮子，踏实、保守、尊重传统、凶猛残忍、占有欲强。在狐狸当政期间，社会发展较快，市场更为自由，但狐狸政府具有开放性，允许工农具有较多的政治权利。为应付政治不稳定，狮子们将在精英循环中替代狐狸政府。狮子们将使用任何可运用的力量去恢复社会秩序，他们反对自由市场，压制自由贸易，限制*。
尽管帕累托相信一个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制度最有利于增进社会福利。但他认为，不论精英如何流动，始终有一部分会处于执政地位。所有的执政集团都兼用武力和承诺来进行统治，但武力应占首位。当一个统治集团不能用强力来进行统治时，它就应被推翻，由另一个愿意用武力来统治的集团取代。这个新阶级不仅推翻了旧的杰出集团，而且还从肉体上消灭掉其中的一部分，这是执行一件有益的公务，为社会去掉一块腐肉。因此，帕累托认为在某种情况下使用暴力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正常的。帕累托的这种思想正是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之一，事实上，法西斯政府正是帕累托所谓的“狮子政府”。
*的主张正与帕累托不谋而合，所谓的“严刑峻法”亦为“狮子政府”的行为。通过残酷刑法来大肆压制甚至剥夺人民自由活动，这正是一种暴力性的法西斯主义手段。
尽管*提到的严刑峻法可能是指学习欧美的法制化社会，但是中国的法制化进程绝非“严刑峻法”四个字这么简单。对谁严刑峻法？对老百姓吗？网上发帖子还被地方政府跨省追捕，这还不够吗？如果说这还不够，*要求再进一步的严刑峻*是什么呢？无疑会接近法西斯的状态。从这里看，*是“反动”的，与中国政府依法治国的大方向是违背的。
如果说，*所指的严刑峻法是专门针对中国的有权者（掌握公共权力者，即官员），是针对贪官污吏、股市幕后操纵者、盗窃国企资产者，而不是针对老百姓，那么，这又显然与*的其他观点相矛盾。例如，*竟然认为中国当前国企体制没问题：“我并不否定国有体制本身，只是认为在实现它的时候出现了某些偏差。”（见范无盐：《追问*你要为民企指明什么道路》，载《东方瞭望周刊》2004年9月2日）国企体制显然是有问题的，这是中国从中央政府到学界再到老百姓都有共识的，国企改革就是要改革这个体制。中国的国企体制存在什么问题？一曰效率低下，二曰缺乏监督，存在*土壤。*居然认为国企体制没问题，也就是认为不应该对某些国企老总们严刑峻法了。那么，就是任由某些国企老总们盗窃国有资产，任由某些国企人事结构近亲繁殖乃至世袭制，*是此类国企老总的代言人。。 最好的txt下载网
郎咸平：蛊惑人心的经济学法西斯（3）
*打着社会活动家和救世主的幌子，自诩为人民代言人，骨子中却倡导集权与专制，反对改革现有制度，反对加强对公权者的应有监督。
“国退民进”
*在为国企体制辩护的同时，旗帜鲜明地大肆抨击中国的民营企业，打压本来就生存困难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这一点，倒与左愤和左派们鼓吹回到计划经济的全盘公有制、消灭资本家高度一致，这也难怪左愤和左派们都想拉*入伙。
*在反对“国退民进”上是明确无误的。
然而，即使是*也认为，只有在物质资料或财富极大丰富的条件下，才能消灭所谓剥削、阶级等不平等现象，而财富的增长依靠的是经济增长。正如诺斯所言：“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西方世界的兴起》第3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经济增长则依赖于有效的经济组织，而有效的经济组织则在于有效的制度安排。简单地说，经济增长需要依靠追求自利而进行创新的人们，有效的制度安排就是一种经济活动的社会收益率接近私人收益率，这样才能激励人们从事社会所需要的经济活动。从经济学上来看，诸如交易成本理论、专有资产理论、剩余与准剩余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在此不做赘述，但无论什么经济学理论，最终的结论都是殊归同途：只有当产权制度建立并实施之后，产权所有者所获得的收益足以激励其活动之时，人们才会有动力去从事那些有益于促进社会福利的活动。
从历史来看，无数史实都证明了产权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对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性。比如17世纪的荷兰，不过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小国。然而，由于荷兰在1500年就废除了封建庄园制度，劳动力得到极大解放，可以自由支配与流动，土地又实现了私有化，中小农场主不再受到公田制的限制，可以迅速对市场信号做出有效反应。同时，荷兰当时的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如提倡国际自由贸易，抑制封建行会的排外与垄断行为，鼓励外国工商业投资与金融投资等。当然，最关键的仍然是产权制度的建立。正是由于有效的经济组织形式即产权安排，尽管在当时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技术进步，但专业化分工与有效的资源配置形式仍然使得荷兰成为当时的超一流强国，荷兰在整个17世纪都一直保持着对国际商业与运输的垄断地位。同样，如果英国没有在16世纪建立推广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制度改革，产业革命的发生不可想象，“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并称霸全球数百年。
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30年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有制企业、外资企业等企业组织形式由于在企业治理结构上具备产权优势，从而可以轻易地击败同行业的国有企业。
可是，*如此强烈地反对“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这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结果不外乎有两种情况：其一，国企改制停滞不前，亏损日益加大；其二，国企垄断现象日趋严重，市场化改革倒退，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无论哪种情况，都会使社会福利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倒退。
尽管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存在着贫富差距拉大、贪污腐化等令人诟病的种种现象，但这些现象的出现并非是因为市场化的结果，恰恰是国企长期存在的弊病暴露出来的结果。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郎咸平：蛊惑人心的经济学法西斯（4）
当企业所有者聘请代理人即企业管理者来帮助他们行使企业控制权时，往往存在着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类问题称之为委托代理问题。国有企业最根本的问题正是委托代理问题。从法律上讲，国企所有权属于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但由一个个独立的国民到国企经理人之间存在着一条多级代理链，这条多级代理链则会引起所有者的“廉价投票权”问题。所谓的“廉价投票权”是指对投票后果不承担责任的投票权，即不能体现最终所有者实现国资保值增值的目的。这使得国企在经营管理中弊病丛生，效率低下，更近似于低效的官僚机构而非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比如，国企管理者由于只有在实际控制企业之后才能谋私利，于是企业控制权争夺的勾心斗角就成为常态。同时，国企所有者权利由政府官员代理，而他们没有替企业选拔高能力管理者的动机，最终，争夺企业控制权管理者与拥有代理权利的政府官员为实现各自的收益最大化而形成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各种*现象。
因此，如果不对国企产权进行制度变革，仅仅依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