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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战争中的年轻林肯是这样，1898年帝国冒险之后的马克？吐温是这样，“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中的参议员罗伯特？拉？富莱特（Robert La Follette）也是这样。定期修改和包装之后，美国例外论更加大行其道。
说到行动而非言辞时，甚至被视为最理想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也密切关注一个主要目标：增强美国的影响、财富和实力。从最初殖民地时期与土著人遭遇到冷战结束，美国的对外关系记录既不是特别高尚，也不是特别虚伪和具有剥削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乔治？W？布什和奥萨马？本？拉登对美国历史的解读都离题万里。作为崛起中的大国，美国恪守着国际政治铁律，让利他主义毫无用武之地。如果美国扩张的传说中包含道德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也是模糊不清的。
确切地说，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并不是没有失误，如滑稽剧般入侵加拿大，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不明智地吞并菲律宾，联手制造中国的“百年耻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采取灾难性经济政策为大萧条铺平道路，哈里？杜鲁门1950年决定派兵到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北，等等。美国人对这些莽撞和失误早就不在乎了。但是，对于越南战争之类的事件，虽然美国人一直努力降低它的影响，但它的确令人难以忘记。
不管多么令人难堪，与美国总统治国的“大手笔”相比，这些失误的影响都微不足道。从法国人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时，托马斯？杰斐逊可能逾越了权力界线；从墨西哥人手中夺取加利福尼亚时，詹姆斯？波尔克（James Polk）可能打了一场侵略战争。但他们的行动确保了美国有朝一日成为大国。为了确保巴拿马地峡的安全，西奥多？罗斯福策划了一场令人无法容忍的骗局，但他在那里建造的运河确立了美国在西半球的领导地位。
这些著名美国政治家缔造的成就不是源于他们共同致力于自由传统，而是源于他们无所顾忌的魄力。无论白宫和国务院发出的例行声明多么言过其实，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征一直不是理想主义，而是实用主义，且经常受到实用主义的近亲——机会主义的约束。
实力与富足，富足与自由（3）
扬扬自得的教科书上美国所谓的“崛起为大国”的过程，并没有按照某些事先设想的全球领先战略来展开，它从来就没有什么秘密图纸或巧妙计划。指导政策的是善于捕捉机会的锐利眼光，不是固守什么原则。如果说它使用的手段并不总是漂亮的话，取得的结果却经常令人瞠目，给美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
扩张使美国成了“机会的乐土”。扩张带来了富足，富足带来了真正自由。在费城签署的文件许诺了自由。实现这些承诺需要有利于大规模创造财富的政治经济。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Frederick Jackson）在一个世纪前写下的话指出了这一点。他写道，“不是宪法，而是自由的土地和富饶的自然资源向一群合适的人开放”；才使美国*成为可能。半个世纪之后，历史学家戴维？波特（D*id Potter）也发现了富足与自由之间类似的共生关系。“富足之下的政治”，他声称，创造了美国生活方式，“这种政治既对着那些认为富足是保障自由的手段的人微笑，也对着那些认为自由有助于确保富足的人微笑”。另外一位历史学家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发现了一种更为紧密的相关性。对美国人来说，他认为：“富足就是自由，自由就是富足。”
简言之，扩张促进了繁荣，从而创造了美国人追求自由之梦的环境，虽然他们一直相互争论谁应该分享这个梦想。物质富裕程度不断增加的承诺和现实，使这一争论维持在美国边界之内。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美国人开始依靠更大的经济蛋糕来欺骗难以统治的人们，缓和阶级、种族、宗教和民族之间的紧张局面。金钱成为润滑剂，使社会和政治摩擦一直处于可容忍的范围之内。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曾经说过，美国人“总是用量化的办法解决生活中的几乎所有问题”，确信更多就是更好。
扩张、富足和自由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达到了极点。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列强兄弟阋墙的行为，日本鲁莽的政策导致珍珠港被袭，这些都极大地帮助美国崛起为全球超级大国，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让全世界羡慕不已。到1945年，《时代》周刊、《生活》杂志出版商亨利？卢斯（Henry Luce）在四年前预言的“美国世纪”好像已经奇迹般成为现实。在占人口多数的白人看来，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最自由的国家。
历史上没有哪个民族曾经达到过这一高度。后来，扩张、富足和自由之间的相关性逐渐降低。为了评估接下来的滑坡，有必要回顾一下美国所获取的优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拥有世界近2/3的黄金储备，一半以上的制造能力。1947年，美国自己就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3，稳稳地处于外贸顺差地位。按照价值衡量，出口额几乎是进口额的两倍。美元已经取代英镑成为全球储备货币。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立，美国成了世界的资本经营者。当然，美国也是净债权国。在世界石油、钢铁、飞机、汽车和电子产品生产国中，美国稳居首位。“从经济上说，”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写道，“这是它最为得意的时刻。”
而且这仅仅是开始。军事上，美国拥有不容置疑的海上和空中优势，1949年8月又占据了绝对核垄断地位，之后拥有了长期且毫无争议的军事技术优势。美国的邻国都很弱小，不具威胁。它的对手都很遥远，战略影响力有限。
实力与富足，富足与自由（4）
对普通美国家庭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大萧条年代。那些害怕战时繁荣会随战争烟消云散的想法，被证明毫无理由。相反，向和平过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景气。1948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比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人均收入总和还高1/4。1939～1945年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60％。战时经济扩张实际上降低了经济不平等。更多的收入与喷薄涌出的需求一起创造了庞大的国内市场，使美国的工厂忙个不停，创造了充足的就业机会。结果，战后一段时期成了美国中产阶级的黄金年代。
战后美国不是乌托邦，远远不是。即使处于慷慨的时代，很多人，首先是非裔美国人，也不知道自由和富足是什么。紧随美国海外扩张的是扩张的又一版本，它在国内展开。这个故事讲的是一部分美国人争取获得完全公民权并最终达到目的，于是随着时间推进，自由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多数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也是一部充满歧义的戏剧性传说。
谁应该享有公民特权？1776年流行的答案（白人男性世袭权所有者）从来就不让人满意。通过杰斐逊的笔端，《独立宣言》让这一狭隘的定义再也站不住脚。要求修改公民权概念的压力几乎马上就浮现了。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这个方面取得的进步虽然真实，但是断断续续。在战后经济景气年份，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水闸打开了，障碍消除了。自由的范围大幅拓宽。被边缘化为“二等公民”的美国人比例显著降低。
许多美国人怀念20世纪60年代，认为那是“自由10年”（Freedom Decade），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虽然现代民权运动的发端早于那个时间，但正是在那个时候，种族平等运动实现了巨大突破，1963年开始了“华盛顿行进”（March on Washington），马丁？路德？金发表了《我有一个梦》的演说。妇女和同性恋者也开始效仿。1966年成立的全国妇女组织标志着女权斗争再次兴起。1969年，纽约市的“石墙风暴”（Stonewall Uprising）掀起了同性恋者权利运动。
这些成就的政治功劳应当归于左派。富足在不小的程度上也是依靠战后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来维持的，并使自由在国内扩展成为可能。为了反击苏联有关美国种族主义和虚伪的指控，在美国国内推进自由成了一个战略方向。可是，因为有了进步的政治激进主义，可能才变为现实。
以黑人、犹太人、妇女、亚裔、西班牙裔、普通上班族、同性恋者、残疾人等群体为例，平等享有宪法权利的推动力来自左翼人士、自由派和软心肠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