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优势”。
其实，即使是联合国的专家也常常把“人才流失”与“人才外流”对等起来。2008年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就对全球人才流动下结论：“尽管人们传统上认为，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只会给那些引进人才的发达国家带来好处，对发展中国国家则会造成损失；但如果加以有效和明智的管理，人才流动也会使发展中国家受益” 。
人才的外流与流失，人才的流入与归化，在人才流动当中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人才流失”是毫无疑义的国家损失，但“人才外流”带来的影响则不能确定，人才出国的学习、深造、交流、工作，都是人才外流的一部分，是否带来人才流失也存在不确定性。外流的人才很可能是暂时“滞留”在海外学习或者工作；很可能不确定将来是否留下，甚至很可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国外为祖国的政府、企业等工作。
事实上，即使几个世纪以前的“传统上认为”，也不能够否认落后国家外流留学生等前往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技术、理念、经验、文化以及制度，对于国家崛起有重大的帮助。彼得大帝时代的俄罗斯、明治天皇时代的日本，都因为自身的落后而向先进国家“外流”了大批留学生。中国洋务运动时也派出了官费留学幼童。同时，即使发达国家也可能需要派人去发展中国家学习、受训、工作，以便帮助本国政府和企业在海外的扩张。
京都产业大学教授益川敏英是日本9名自然科学诺贝尔奖得主当中唯一不会说英语的科学家。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举行的诺贝尔奖纪念演讲中就以“I cannot speak English（我不会说英语）”作为开头。这位教授不但不会说英语，过去也从来没有出过国，甚至常常嘲讽重视英语的东方社会风气说：“因为不会英语，所以（我）研究物理”。对于有记者问“如果要求进行英语演讲怎么办？”他的回答是：“那就（把诺贝尔奖）还回去。”
人才外流可耻？（2）
然而，生平首次出国参加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后，益川敏英发生了很大变化：“所有人都用英语说话，只有我一个人用日语，这看起来不太好。我觉得自己只是个半吊子。”益川敏英开始后悔——或许不一定非要学好英语，但一个人应该有更宽广的国际视野。随后，他在面向大学生发表的演讲中嘱咐说：“研究生毕业以后，要把目光转向国外。”
韩国媒体报道这一事件，就把新闻标题取为：“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悔恨。”
益川敏英的悔恨无疑是对人才外流的一种肯定。简单地说，只要是这个民族还没有夜郎自大到自认为完美无缺，只要是有正常国际交往、不选择“闭关锁国”的国家，只要有本土企业跨出国门去海外发展，从官方到民间就都不可能没有“人才外流”。并且，这些肯定不是“耻辱”。
另外，即使“人才滞留”在海外，也可能是拿着留学或工作的签证，不一定意味着人才流失。留学生毕业后立刻回国，也不见得是个理性选择。一个公认的研究结论是：留学生滞留海外“较长时间之后（一般5 到10 年）”，将自己在西方所学付之实践，获得足够的海外经验，再从海外返回祖国。因为有足够的积蓄与海外实践，往往更容易融入原籍社会并发挥作用 。
相反，那些一毕业就去国外、毕业后又立刻回来的留学生，往往可能因为在国内、国外都缺乏实践经验，既没有国际化优势，又比本土人才更容易水土不服，反而容易沦为“海待”。我在2007年进行一项海归回国创业成功的调查，结果发现300位回国创业成功的人士平均都有5到6年的海外工作经验。橡树资本（香港）公司董事总经理朱德淼就以一个老海归的身份告诫说：“我觉得留学生应该在国外待足够长的时间，个人认为至少要5年。”
一般来说，“人才流失”是指人才离开祖籍国并“归化”（对另一方来说）所在国。从法理上说，“归化”意味着放弃原来国籍并加入新国籍，即从国籍上说其实已经变成了外国人才。从广义来看，“人才流失”是指人才不再为祖籍国做出贡献，加入了所在国并为这些国家的利益服务。尽管由于双重国籍的存在，许多人加入外国籍并不意味着散失原国籍，更难以说明已经“归化”，但大多数情况下，移民入籍依然可以成为人才流失的重要标志之一。
当然，即使全球化深入到多么“非传统”的时代，高端人才的流失带给原籍国的“收获”也绝不可能多于“损失”。除非这些杰出人才创造的科学技术、知识专利、文化创意、以及资金财富，在祖籍国都能免费共享，世界上没有所谓的机密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或者干脆就是这些知识、技术、人才一文不值。否则，只要一个国家为获得人才所创造的知识、技术、专利、财富需要付出代价，就不可能不存在零合竞争，人才流失就必然带来输出国的损失。
一般来说，“流失”的人才跟外流以及环流的人才不同，他们并不是暂时性地离开祖国，甚至通常是携带全家一起移民。因为大多数接受国会许可其配偶、子女等直系亲属能同时移民入籍。因此，这些海外人才大多不但不会把自己大部分收入用以向祖籍国汇款和投资产业，不会视为祖籍国效力为首要选择，更多的情况反而是把自身掌握的技术、经验，以及在祖籍国获得的财富、产业都携带去了海外。于情于法，都是如此，接纳国也会要求他们带来多少万美元的投资，创造多少个就业岗位，或者提供何种贡献和技能。
概括地说，人才外流是否会造成人才流失，将因为输出国的特点不同而明显不同（例如国家大小、发展水平），随所涉职业与行业特点（例如祖籍国与所在国的行业发展情况与人才供给情况）、教育筹资的模式以及移民类型（例如短期、永久、循环）等不同而不同。
。 想看书来
存在海外人才银行的储蓄（1）
1963 年，利根川进大学毕业后进入京都大学病毒研究所，跟随渡边格从事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渡边格是当时日本少数自美国归国、具有完整分子生物学训练的海归科学家之一。在利根川进跟随做了两个月研究之后，渡边格忽然建议说：如果你想要学好分子生物，日本的环境还不够好，应该去美国完成学业。
这一个建议也改变了利根川进的一生。经过考虑之后，他进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读博士，毕业后留在实验室做了一年博士后。1969年，利根川进进入沙克研究院（Renato Dulbecco）实验室。1970 年进入瑞士巴塞尔免疫研究所工作。1987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的利根川进最终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然而，导师渡边格的建议，利根川进的经历，并无特别之处。二战结束之后相当一段时间，日本大多数高科技人才都在走同样的成材模式：在日本完成大学的学业，去美国读硕、博；或在日本读完博士后去美国做博士后研究，最后再回到日本发展。总之，“出厂”前最后“制造”环节要留在美国。日本贸易振兴会曾设立“Tigersgate2000”基金，旨在培育日本年轻的互联网创业者。但是，日本贸易振兴会申请资助的第一条件是这些年轻的创业者首先要迁居美国，或在那里学习和工作过。
这一奇怪的的人才培养模式，或许有些无奈，但却是客观所迫。日本的教育实力不但落后于美国，也滞后于自身经济的发展。2008年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发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上，整个亚洲也包括日本进入二十强只有东京大学这一所，而进入前50强的日本大学则只有3所，这一数字甚至只与中国香港相当，远逊于其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因此，自身教育实力不济，外流人才去美国学习，借美国的大学培养自己的人才，也就成为了日本重要的选择。
这样的故事并不是日本才有。先后就读过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的李光耀在新加坡建国后成为第一任总理，他培养长子李显龙的成材方式也是将儿子送往世界最优秀的大学，而非留在新加坡最好的大学学习。于是，李显龙先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后就读于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获硕士学位，期间还在美国堪萨斯州参加陆军指挥和参谋培训。如今，李显龙已成为新加坡的现任总理。
自身教育体系和实力落后，就把学生送到世界最好的大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