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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尼一家人的生活开支很拮据。20世纪30年代的任何一个新泽西劳动阶层的人都知道一美元的价值。虽然有两份收入，但他们手头的余钱还是很少，而且还要挣扎着支付每个月32美元的按揭贷款，以及供养家里的车——那是一辆绿色的哈德森，底板很旧，拐弯的时候喇叭就会隆隆作响。他们的“老爷车”有时会坏在去费城的路上——铁路通行证是有使用期限的——或者是翻新的轮胎被扎破。有时他们会去波茨维尔探望马达琳的亲戚们，据说他们很富有，因为他们拥有一座“棒状饼干加工厂”，其实那只不过是厨房里的一台大烤箱；还有人说他们把钱藏在房子周围，虽然在他们死后谁也没有找到过一文钱。
在那艰难的年代里，人们总是相互照应。马达琳·菲尼是个谨慎又细心的乐善好施者，默默地做了许多善事。当她注意到患卢伽雷病①的邻居比尔·法伦每天步行到公交车站去纽约时，她就常常装作自己恰好要去某个地方，把比尔从家门口载到车站。“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她并不是要去那儿。”厄休拉回忆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达琳晚上常穿上蓝色制服，充当红十字会的护士志愿者。她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其他一些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怎么能为自己的“志愿”行为领取薪酬。（当然，这件事后来被报纸披露出来，成了一桩丑闻。） 。。
1 雨伞男孩（2）
利奥·菲尼平时热衷于做弥撒，也总是花很多时间帮助别人。他参加了“哥伦布骑士团”，这是个天主教的男性友好社团，向成员及其家庭成员提供助学贷款。他也很注重发挥金钱的价值，当孩子们长到一定岁数时，他就送他们去位于埃尔莫尔大道的图书馆，他告诉孩子们：“我们纳税了，因此你们必须充分利用它。”
菲尼的姐姐阿琳说，菲尼小时候是个活泼的孩子，还有点儿调皮。“他因为调皮捣蛋而被布拉德利海滩学前班赶了出来。但这并不是说他会制造什么麻烦或者其他事端，而是因为他总是很滑稽。我每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坐在他旁边大笑。他是枚开心果，脑子也很灵活。我母亲最疼爱他了，她总是说：‘我的查尔斯，我的查尔斯……’”
早在10岁的时候，菲尼就表现出了赚钱的天分。“我们什么也没有，”他的朋友弗朗西斯·“斯基普”·唐尼回忆道，“那时候，每挣一毛钱都不容易。”菲尼第一次小试牛刀是挨家挨户推销圣诞贺卡，这个机会是由朋友杰克·布卢伊特的父亲提供的。布卢伊特选了他们所在的社区，所以菲尼就去了邻近的另一个社区。菲尼还帮邮递员投递圣诞节的信件，由此多挣了一笔钱。后来下雪的时候，他和朋友穆斯·福利帮人们清理车道。“我去叫门，收取25美分，穆斯铲雪，然后我们平分这份钱。”他说。从这份工作中，他得出了商业运作的第一个心得，那就是关于业务的过度扩张：“如果我收钱时往前跑得太远，就不得不借助铁锹才能回来！”
他总是筹划新的挣钱方案，却往往不切实际。11岁那年一个夏天的午后，他在斯基普·唐尼家玩耍，突发奇想地用黑色彩笔在门廊上写下了“唐尼的店——啤酒、饼干”，满心希望有人能顺道进来，给他们一桩生意。斯基普的母亲看到后，告诉小菲尼：“查尔斯，如果天黑之前那个牌子还在，你就看不到明天的日出了。”但斯基普说，他母亲很欣赏查克，“他是个无忧无虑的人，我母亲叫他‘市长先生’，因为他谁都认识。”
查尔斯·菲尼当年就读于伊丽莎白区普林斯顿路的圣吉纳维夫语法学校，并且在八年级时成为唯一考取曼哈顿东84街里吉斯高中的男孩子。这是一所罗马天主教学校，招收“具有卓越才能和领导潜能的纽约都市区的罗马天主教年轻人”以及那些上不起天主教学校的孩子。他不喜欢这所学校，每天他必须很早起床，步行40分钟到车站，赶乘7点45分的那趟火车到码头，之后乘轮渡到哈德孙河对岸，再换乘地铁到达84街。他常常到晚上7点钟才能回到家，然后还要做家庭作业。在这样奔波的日子里，他在曼哈顿根本无法结识新朋友，而他少年时代的伙伴都已经去了伊丽莎白区的圣玛丽高中，就在中央大街尽头的一座小山顶上。经历了一年半的煎熬之后，再加上看到父母省吃俭用地为自己攒学费，菲尼把自己从里吉斯高中“开除”了。“我在一场宗教考试中因作弊被抓，不过那是我计划的一部分。如果你在宗教考试中作弊，他们就会开除你。”
在圣玛丽高中，菲尼过得开心多了。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跟他一样是爱尔兰裔人，不管做什么事，他都是核心人物。他在学校演出的喜剧《神圣的弗罗拉》（The Divine Flora）中扮演韦恩，在学校足球队里穿38号球衣。1947年，他被同学们选为班里的“风趣先生”。他的朋友鲍勃·科根说，大家推选他为班级“笑星”，因为“他总是到处开玩笑，并且能从一切事情中找出乐子来”。1948年，他曾和最好的朋友约翰·“杰克”·科斯特洛演出一部喜剧，当时学校的杂志登出了一则海报：“来俱乐部度过一个愉快的娱乐之夜吧！这里有美国的喜剧新秀查尔斯·菲尼和约翰·科斯特洛。”对于十几岁的男孩子来说，圣玛丽高中简直像个天堂：在菲尼那一届，仅有35个男生，女生却有100个，而且在马路对面还有一所女子学校。那时，查尔斯·菲尼已经长成一个清瘦矫健、相貌俊秀的小伙子，“她们冲着我们尖叫，好像我们是披头士乐队一样。”科根说。
1 雨伞男孩（3）
菲尼仍想方设法赚取零用钱，他在伊丽莎白港附近的一个高尔夫球场做球童。“9洞1美元外加25美分小费，或者18洞美元外加25美分小费，”他回忆道，“我总是寻找两位打9洞的球手。”在暑假期间，他的母亲会暂时离开护士岗位，到新泽西海滩的欢乐谷租一套公寓，接待前来住宿的客人们，菲尼就在公寓旁的小道上出租沙滩浴巾和沙滩伞，还躲在桶里当靶子，人们出几分钱就可以朝他身上扔球。他在冰球机上赢了太多的可爱玩具，以至于他不得不到另外一个区。最后，那些机器的主人给了他一份工作，让他找零钱。
当时，那个海滩的幕后经营者是新泽西黑手党的一个分支派系。他们售卖一些商品，包括收取25美分的沙滩逗留费。“如果你在沙滩上待一天，他们会卖给你一条彩色丝带，你要用安全别针别在身上。”菲尼说，“他们有一大帮巡查的家伙会对你说：‘小子，让我看看你的丝带。’”他母亲为房客们提供这种丝带。菲尼的一个同学想出了一个办法，可以重复利用丝带或者把丝带一分为二，从而可以多得几美分。“那些黑手党的人很不高兴，而且向他们表示了不满，他们这才收手。”阿琳说。
少年时代的查尔斯·菲尼常常邀请朋友们去他家的出租公寓共度周末，他们就一起睡在顶楼上。早上，他带他们去一个饭店吃早餐，那个店在开门之前会把一些炸面包圈放在门外的盒子里，以供饥饿的孩子们自取享用。夜晚，他们在海边小道上玩耍，或者去看电影。斯基普·唐尼还回忆起，他曾开车带菲尼去新泽西海滩阿斯伯里公园的帕拉蒙特电影院赶赴一个姑娘的约会，那年他们都16岁。电影院后门的门卫认识菲尼，就让他们免费进去了。他们爬上荧幕后面的梯子，穿过T形台，再从另一侧的梯子下来，就来到了座位上。
朋友乔·卡什说，他印象中的菲尼能“让你觉得他是你最好的朋友；无论何时你跟他说话，他好像总是能触及你的内心；他总是想在前面”。杰克·科斯特洛记忆中的菲尼则是在欢乐谷海边小道上兜售雨伞的小贩，“总是工作、工作，挣钱、挣钱”。
1948年6月，菲尼高中毕业，4个月后，还是17岁的他与科斯特洛一起来到纽瓦克的征兵办公室，与美国空军部签署了服役合同。他妹妹厄休拉说：“他是自愿的，他并不是必须得去。他还试图跟弗朗基·科里根一起早点去服役，一天晚上，他们想从家里偷偷溜走。可是他们哪儿也去不成，因为汽车启动不了！他们打算隐瞒自己的年龄，早点入伍，还想拉我入伙，帮忙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