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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尝想，以文老漫长的人生、曲折的经历、加上满腹的诗词歌赋，他本不该跻身秋夜街灯下蚊子蛾子的飞行*——半明半暗处才应是他安顿心灵的地方。但事实是，他真就成了以闪光灯、聚光灯为生的喜光动物。其中的个人的主要原因当在他复杂而混沌的意义世界深处，不是笔者站在远处所能看清楚的，更不是“就这么一主儿，爱出风头”一句话所能道尽的。文老不完全是他个人心性的作品，也不完全是时代风气的产物，打造并兜售他这快名牌，发行或购买他这支股票的，还有一个利益共同体。藏了他墨宝、受了他夸赞、得了他题签、写了他传记、发了他专访、做了他节目的，哪个不希望他牛气冲天，直冲九天呢？其中的利益最攸关方譬如出版《四部文明》的商业合作者，大概背也要把老人家背过鲤鱼背，背上“大师”、“国宝”“活屈原”的华山最高峰。这回风乍起，文老从文化股市的高点一路狂泻，救市救得最不遗余力也最不讲是非的，便是被文老誉为“五百年来一奇才”的崔自默君了。42这些人就好像是比着放对方的卫星，前引空林子讴歌恩师，也是“八千年一回首，只剩下你一人”。而文老则夸称赞这位“干妈”的诗超过了诗圣杜甫。像这样尊老爱幼的跨代互助组、合作社，不盛产“神人”盛产什么？不过话说回来，狮子大开口本是市场社会的标准口型，莎翁师徒也没有超标到哪儿去。今天的人兜里一毛钱没有都敢大包大揽，何况他们几位确有实力，或则聪颖过人，或则才情可观呢？这些神人或候补神人都不愧是读书人，眼里进、嘴里出净是道家佛门的好词佳句，要是能截留几句给自己化贪祛妄，没事少举着与各界名流的合影照满世界*，43把自己弄得跟火车站附近介绍旅馆的那些嘴脸一模一样，他们又何尝不是时代长卷中可爱而有趣的点景人物呢？
站在中国社会起伏升沉的大背景下看各类仙姑神汉，也会让人在反感中生一些同情。相对于世界其他文明和文化，中国是一个比较强调机会平等、鼓励社会流动的国度。从底层向上层、从边缘向中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成为无数男女的人生指南。“出身低微小家之男女”不甘于小马扎，艰难打拼，百折不回，终于让自己或自己孩子坐进了太师椅，让“大家闺秀”、真假贵族站到了一边。“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贫与富、穷与达的频繁对调，看着固然闹心，但毕竟流水不腐，*常转，使社会充满了必要的紧张和进取精神。进取的路线图各式各样：有从钢琴班到书法班到英语班到奥数班到高考强化班，不但走“正道”而且走“正步”的；有拎着蛇皮袋在马路边被工商税务追得尘土飞扬的；有搭便车——移民移入了钱柜、嫁人嫁给了元宝的；有破窗而入、翻墙而过，高风险高回报的；有凭着假证件居然蒙混过关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以社会的重新洗牌引爆了千万人出人头地与不甘人后的强大冲动，这两种冲动合并成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平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运动。旁门左道、篝火狐鸣之辈，他们的跑姿跑相或许比范跑跑还不如，但他们的原始冲动却无可厚非——想翻身还有错么？有些人，自己刚汗流浃背挤进门里，便转身堵门口检查仪容仪表，盘问出身门第，就真地没什么意思了。
更何况转型时期社会失范，近代大危机以来的价值理性一片狼藉，等着市场社会的工具理性前来接管。笔者曾在戏剧《我们走在大陆上》中对新旧价值观交接的1980年代中期做过勾画：
管它正义路西斜街――只抄那道近的
管它红砂掌黑砂掌――只练那致命的
管它奶妈奶粉――只喝那营养价值高的
管它名医名妓――只当那红得不得了的
在市场社会里，“邪”几乎等于“新”，“玩邪的”大概占了“创新”的一半。社会竞争场上的邪拳歪掌，如果说在二十年前还是自选动作，现如今已成规定动作了。44在这种大形势下，来自资源极度贫乏的社会下层人士，他们的个人成功史要没点邪的歪的几乎不成信史。笔者这些年与“北漂一族”45有过不少接触。这些“社会—文化游民”为出人头地的冲动所煎熬、因一夜蹿红的先例而兴奋、被不得其路的现状逼成热锅上蚂蚁，他们大概是中国社会中最富生气同时也最多戾气的群体。相对于他们向未知未定求生存谋发展时表现出的不择手段、灵活机动，计划体制内养尊处优的“正途”人士在端正之余就略显呆滞了。好的社会管理要能扬长避短，不因过废用，能将功补过。三十年前小青年里曾传说牢里关着的诈骗犯盗窃犯经过选拔，特别优秀的都已被情报部门派到国外建功立业，这虽然是玩笑，但包含了一种对智慧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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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凤凰卫视谈《色戒》（1）
我以往不参与任何电视节目，因为不喜欢那里的气氛。这回凤凰卫视邀我去说《*》，先没答应，后来还是去了，主要是因为不满主流媒体对这部片子的一片叫好。1999年美国狂轰滥炸南联盟（炸使馆前），我也到公安局申请过*，也无非是想让西方知道，不是中国所有知识分子都跟着星条旗走。
到了地方我才明白“一虎一夕谈”是哪几个字，先我还以为是“一呼一吸”呢。节目的形式比较脂粉气，属于我见了就要换台的娱乐类。我随身带去一张抗日女烈士成本华临刑前的照片，我前一天去照相馆印的，放在大信封里。烈士挺然的身躯、凛然的神情，一直在我眼前。她身后坐着日本兵，日本兵在这之前曾集体*了她，在这之后还要用乱刀捅死她。他们笑得脏、乱、差，就像今天众多的嘴脸。我嗓子里堵着一块实实在在的东西，我说不清这东西是悲伤还是愤怒。
“《*》是否美化汉奸”是这个节目的主题。几个所谓“嘉宾”和四周围坐的观众分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方，由表情夸张的主持人居间协调。我一般开会比较低调，不习惯跟人争辩。这一次火气很大，我事后都纳闷，怎么会粗暴地打断别人发言呢。那天气氛比较热烈，我说了不少话。不知道编导会剪多少，更不知人家会怎么剪。时隔好几天，记忆已开始模糊，趁着没全忘写下一些，对将来的播出的节目或许是个补充也说不定呢。
我那天最主要的一个观点是：要说李安的《*》，就必须说张爱玲的《*》，必须说张爱玲为什么要写《*》。张爱玲出身前清没落世家，已属破落户的飘零子弟。这种人急于出头而不大在乎手段。柯灵先生曾劝过她，说如今国难当头，你身在孤岛，千万别站错队；以你的文学天才，搁几年笔也不会被埋没的。但张爱玲“出名要趁早”，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全民抗战根本拦不住她做日伪统治下的文艺奇葩。不仅如此，他还跟当时的主管文化口的省部级干部胡兰成领了结婚证比翼双飞。这段人生经历放在今天的价值体系下，已经不算一回事了，但在抗战后乃至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却构成不小的道德压力。张爱玲要给自己汉奸家属兼汉奸文人的身份寻解脱，找合理性。这应该是她写作《*》的主要动机。
如果张爱玲诚实一点，她完全可以立足于自己的真实经历，把一个没落自私渴望荣华的文学青年迈向汉奸文人汉奸太太的这一步交代清楚，这只是一小步，分析清楚、描绘生动一点都不困难。但这解决不了张爱玲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她没有写自己，而是抓来抗日烈士郑萍的真实故事（其实张还是把自己、也就是一个典型张式小市民搁进去了，弄得人物极不合理），编了一段烈士爱上汉奸的小说。如果烈士都能爱上汉奸，张胡他们为日本人做事又算什么呢。只是这一步不是一小步，是大跃进，要跨过构成人、制约人的众多社会因素，其难度近乎柯受良飞跃黄河天堑。这道天堑，张爱玲唧唧歪歪没能飞过去。至于李安排《*》的动机，大概可以到他的国民党、“台湾人”、白人社会中的华裔这些尴尬身份里面去找吧，但我没那功夫。不过用他自己的话，张爱玲冥冥中在找他，也就求他帮忙再给飞一遍。张爱玲飞不过去李安就能飞过去么？李安当然飞也不过去，他只好拿出普天下电影人的混办法，让男女主角光着搂着滚过去。其实滚也是滚不过去的，但他让男女滚过去再滚过来，不停地滚，一直把部分观众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