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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吃多少“安眠药”，还是失眠。李医生循循善诱地说： “你把睡觉想像成读一页书，就算不能一气读下来，你能不能一段一段地读？” 柳传志摇头。 “再不行，先读一句话也是好的。” 柳传志还是摇头。 “那就一个字。只打一个盹，这就叫一个字。” 但柳传志还是做不到，晚上一闭上眼睛就是公司里那些事，白天硬撑起来，把公司的人挨个儿请到医院里面来，单独谈话。“其实就是把务虚会搬到医院里来接着开，”他说，“大会开不成了，只好开小会。很多事情都是在那些小会上策划的。” 他决心先来解决高层领导中日愈明显的冲突，净化公司气氛。于是做出第一个决定：把牵扯在“倪李纠纷”里的郭为和王平生双双调出北京：一个到深圳去主持生产基地的运转，另外一个到惠州挽救奄奄一息的大亚湾科技园。这两个人都有足够的聪明，但还必须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尤其要让他们懂得：成大事者的重要一途，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无谓的人事纠纷。也正是在这时候，柳传志终于确认杨元庆是值得信赖的一个人。杨不仅能把一个年营业额3000万元的部门做到3亿元，而且从来不让自己搅在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里面。所以，柳的第二个决定就是起用杨元庆担任新成立的微机事业部总经理，把微机的整个流程都交给他统领。 每天躺在病床上思考公司的未来，彻夜无眠。清晨走到医院旁边的“八一湖”散步，这一来就看到了和自己整天为之焦虑的那个世界完全不同的场面。那场面在90年代的北京城里随处可见，只是柳传志这样的人才会觉得新鲜： 一大帮老头儿老太太在湖边跳交谊舞，都是退休的。我就坐在那里看。我不会跳舞，也不会唱歌，人家跳完了，我还要给人家鼓掌，所以非常尴尬。后来我说反正我也没事，也学吧。人家介绍了一个老太太来教我，我一上来把人家的脚给踩了。那老太太说，你要知道这舞曲的节奏，有三步有四步。我这才明白，于是拿着录音机听音乐，非常专注地听。 叫人意外的是，他的病情就有了转机。他干脆停止服药，每天跟随李医生沿湖畔跑步。他的心情开始好转，渐渐能够睡着。 医院里的务虚会依然在进行。高级经理们之间最重要的话题就是：联想还要不要搞自己的品牌的微机？联想微机在竞争中屡屡处于下风，让人怀疑自己的力量，但要说就此罢手，从此退回来做外国品牌的代理商，柳传志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至少也要拼命赌上一把，就算牺牲了，也要慷慨就义。”他对倪光南和李勤这样说。总工程师和常务副总经理这回终于有了一致的看法，他们全都主张迎难而上。这段时间柳传志和倪光南至少有过两次谈话。倪光南支持他的绝不放弃联想微机的决心，也支持他启用杨元庆的决定。总工程师在公司全体员工面前的一番话，让柳传志得到极大安慰： 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比设想的还要严重得多。我们国家还要不要自己的计算机工业？都说要，那么谁来做这件事？事实上，这个重任已落在联想身上。只有联想还有能力继续。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实际上已充当了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旗手。 今天回顾起来，在柳、倪二人患难与共的10年中，这是最后一次两个人如此心心相印。这让柳心存侥幸：也许公司领导层中的分歧没有那么严重，假以日时就会冰释前嫌。当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与倪光南的冲突会由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掀起巨浪，而他与另外一个人的仇恨，却能在瞬间消饵无形。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相逢一笑泯恩仇（1）
1994年3月初的一个中午，孙宏斌突然出现在柳传志面前，就像是从天而降。自从1990年分道扬镳，柳就再也没有见过此人。他看上去瘦了很多，脸上挂着沧桑，不过还有昔日那副神采。原来孙在监狱服刑期间表现优秀，又为劳改局的《北京新生报》写了很多漂亮文章。囚犯是没有稿酬的，但却可以赢得分数，累积在案。孙由此获得“减刑一年两个月”的奖励。现在即将出狱，孙最想见的人就是柳传志。他总是对旁人说他非常尊重柳传志，甚至有一种仰视和崇拜。这不是矫情，而是真心，即使经过这么大的周折，也没有丝毫改变。他利用到北京为监狱买东西的机会，辗转找到柳传志。于是两人在一家饭馆见了面。柳为这顿饭付账，孙则当面述说自己的悔恨，以及在牢狱生涯之中的大彻大悟。 孙宏斌在1992年9月接到被公司开除的通知，此前两周，也即1992年8月22日，他接到法院的判决。这时候他在圆明园附近的一个拘留所里已被关押28个月，从来没有走出过那间15平方米的牢房。接到判决的那一刻，他内心的感受有点奇怪，或者说什么感觉也没有。他后来如此描述那时的情形： 凌志军：对你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吗？ 孙宏斌：也没有，都在看守所里呆两年半了。天天看着把这个被拉出去毙了，把那个被拉出去毙了，还能打击什么？ 凌志军：从看守所里拉出去就毙了？ 孙宏斌：被判了死刑的，不就枪毙吗？我在那里看到的死刑犯起码有十几个！ 凌志军：可是你能提前出来。 孙宏斌：对，我改造得比较好。 凌志军：那时候你有孩子了吗？ 孙宏斌：有。 凌志军：孩子多大？ 孙宏斌：孩子是1990年1月23日出生的，我是1990年3月出的事。 凌志军：太太常来看你吗？ 孙宏斌：在看守所里不允许家人看。 凌志军：当时强迫你劳动吗？ 孙宏斌：在看守所里特别想劳动，可是没有劳动，就是天天在屋里呆着。 凌志军：出来放风吗？ 孙宏斌：很少，没有。 凌志军：两年多没有出门？ 孙宏斌：对。上法院的时候才能出来。 凌志军：是不能出那间房子，还是不能出那个院子？ 孙宏斌：房子。 接到判决书之后他终于走出看守所，被转移到天津桥郊区一所监狱开始服刑，其实就是在农场被强制劳动。这里比在看守所要好很多，至少可以走到阳光下去，妻子也可以来看望了。他特别想他的儿子，但夫妻二人还是决定不让儿子到这里来。他不希望儿子看到的父亲是这副样子。尽管儿子还小，什么也不懂，但他总觉得这一切会在儿子心上刻下一点什么。 事实上他很少对人提起这段艰难岁月，被朋友问急了，也不过是只言片语：“当时条件挺差。”“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子关了十七八个人。”“就是一个平铺，晚上睡觉大家并排躺，人挨人。”“每天吃窝头菜汤。”“吃饭不交钱，房费也不用交。都是财政拨款。”如果有人还希望他把牢狱的生活多说几句，他就回答：“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你生活的环境里没有人有这种经历，但是在那里面，有这种经历的人很多，那么多人都是一样的，你并没有比别人更难受。所以我觉得受罪不受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里面学到了什么。同样的经历，可能有的人有很大的收获，有的人没有任何收获，有的人甚至收获了负面的东西。” 他在劳改农场表现优秀，所以被“任命”为“号长”，在狱警的支持下做了“犯人头儿”。他开始面壁思过，就像他自己说的，“重要的是学到什么东西”： 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件事还是挺不理解的，对柳总也有一种怨恨，后来慢慢就没有了，对整个事情的看法也改变了，觉得这个事挺正常的。在一个企业里面，包括柳总的这种做法，其实要是换了我，可能也会这样做。这个事如果不这样做，那又怎么收场？所以我就认了。 当时我一直认为我是对的，现在我知道不对了。这是因为你在那个环境下是不对的。我想把这个企业部做好，想把它的销售做得更好，想让它没有阻力，你说对不对，肯定是对的，但是你在联想的环境里就不对了，因为你会冲击别的部门，你让整个企业乱套了，你让别人管不了你了，这个肯定就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回忆这个事，我就更客观了。 很多事情本身没有错不错的，就是看你的时间、地点、环境、尺度、分寸，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有些事情摆在这个环境里好事，摆在那个环境下就很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你一定要把环境想清楚。不把这个环境想清楚，又想做事，你上来就错，你上来就死。所以如果有机会回过头重新开始，我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