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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是要点——如果我们坚持这些创新必须通过“谢谢，我需要这个！”测试的要求，我们便可维持我们对责任能力的直觉，便可阻止潜行开脱幽灵。
第36节，
问问自己：假设你知道（因为许多有益的科学知识），你患有一种疾病，会使你非常可能以某种方式去伤害别人，除非你接受治疗Z，而这会让这样的不幸变得远比过去更可避免，再假设经历这一治疗不会让你丧失（几乎）任何能力。你会欣然接受该治疗吗？你会赞同一条将接受该治疗作为你保有自由之条件的法律吗？
换句话说，你确信在这种情况下你拥有先发制人的权利吗？在庭审中你可能会说，“尊敬的法官大人，我有一种疾病，它在我控制之外！我不可能不这么做，”但如果你了解治疗机会，这么说是不诚实的。那如果这种治疗必须在达到法定年龄之前的童年期实施呢？我们是否已准备好考虑这种预防性干预的伦理智慧？┄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在我们采纳这样一种全面的“公共健康”措施之前，需要什么样的证据标准？（我们已经有了要求免疫接种的法律，即便我们心里很清楚，一些儿童会对它们产生不良反应并因此死亡或残疾。）我们知道的越多，能做的也越多，能做的越多，面临的责任也越多。我们可能会怀念旧日好时光，无知在那时比在今天是更好的借口，但我们无法让时光倒转。
是时候重提第一章里那位倒霉父亲的困境了，他对他孩子的死负有责任——是吗？假设每个人有一个断裂点，那些恰好遭遇了他们个人断裂点的人就毁了！仅仅因为某些其他人若面临完全相同处境不会崩溃，就让他们承担责任并接受惩罚，怎么可能是公平的？他仅仅是坏运气的牺牲品，不是吗？你没有向诱惑屈服，或者你的弱点没有被某些阴谋利用，仅仅是你的运气好，不是吗？
是的，运气在我们生活中始终是个重大因素，但因为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会采取我们认为适当的预防措施，以便将运气的不幸效果最小化，然后对所发生的无论什么事承担责任。我们可以注意到，如果他把自己变得足够小，他可以外部化他生活中的整个这一幕经历，几乎可以将它变成一个恶梦，一件只是发生在他头上的事情，而不是他做的什么事情。
或者他可以把自己变大，然后面对困难得多的构建一个未来自我的任务，这个自我的履历中有着这一可怕的疏忽行为。这取决于他，但我们可能期望他从朋友那里得到一点点帮助。这确实是凯恩提醒我们注意的那种自我塑造行动的一个机会，而我们人类是唯一有能力做出这些行动的物种，但那并不需要这些行动是未被决定的。
第37节，我们比我们希望的更自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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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比我们希望的更自由吗？
如果我们看出貌似理想的探索会导向何处，或许会对是什么让探索变得理想改变想法。无论如何，如果这种方法能起作用，它起作用的过程一定很慢，需要沿许多路线辛勤探索。
——艾伦吉巴德，《明智选择，聪明感受》
尼古拉斯麦克斯韦（NicholasMaxwell，1984）将自由定义为“在一定范围的环境条件中取得有价值东西的能力”。我想这差不多是对自由可能做出的最佳简短定义了。特别是，它恰当地对何为有价值这个问题保持了完全开放。我们对自己所持有的关于是什么让生活值得去过的最深层信念做出反思的独一能力，迫使我们去认真对待这样一个发现：对于我们能够考虑什么并不存在可以感知的限制。一切都可以去争取。对于某些人，这是个可怕的前景，打开了通往虚无主义（nihilism）和相对主义（relativism）的大门，撇开了上帝的戒律，面临一头扎进无秩序状态的风险。让那乌鸦闭嘴！
我想他们对自己的人类伙伴应该更有信心，并感激于他们何等惊人的敏锐和机灵，被自然和文化装备得何等精良，从而能够构造和参与到经良好设计的社会安排之中，正是这些安排最大限度地扩展了所有人的自由。这样的安排远远不是无秩序的，而是——也必须是——经过精巧调整而在保护和活动余地之间取得了稳定的平衡。如果我们无法取得普适性（智人的沙文主义词汇，指在该物种范围内得到承认），我们或许至少能够渴望艾伦吉巴德所称的“适用于最广阔教区的教区制度”（吉巴德，1990，p。315）。
但或许我们能够获得真正的普适性。我们在其他领域已经做到了。哲学家的问题是要设法完成从“是”到“应该”的转变——或者更精确的说，要说明我们可能如何超越特定习俗或政策已经拥有广泛社会支持这一“纯粹历史”事实，而到达赢得所有理性主体同意的规范。这一行动已经有了为人所知的成功实例。自举在过去已经起了作用，它同样可以在此时起作用。我们不需要一个天钩。
考虑画直线这个奇特问题。一条真正的直线。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当然，我们使用直尺。但我们从哪里弄到直尺的？数个世纪中我们不断改良我们的技术，以便做出越来越直的所谓直尺，让它们在受监控的试验和相互矫正中互相竞争，由此不断提高精确度门槛。我们现在有了在其整个长度上精度在百万分之一英寸以内的大型机器，我们也能毫无困难地利用当前的制高点去领会实践上不可企及但很容易想象的真正直尺规范。
通过我们的创造性活动，我们发现了这一规范——或者如果你喜欢，也可以叫它永恒的柏拉图直线形式（PlatonicFormoftheStraight）。我们也发现了算术，还有其他许多永恒的绝对真理系统。如吉巴德所言，我们可能不会在对伦理系统的探索中发现相似的极限点，但一旦我们具备自由社会所需要的理想条件，在其中自由探索可以发生，那我就看不到先验的理由去排除这样的前景。
这些人类发现——抑或它们是发明？——中所隐含的规范性，本身就是遗传和文化进化过程的果实之一，该过程将我们设计成了现在的样子，它利用了数十亿机缘偶得的碰撞并放大了它们，如弗兰西斯克里克（FrancisCrick）所称，是一部“凝固机遇”的历史，机遇被凝固在了我们的当前状态之中。我们历时数千年的模因工程的社会过程至今仍在继续。它没有可用来撬动世界的阿基米德杠杆，但它或许可以对改进我们对自己和所处环境的理解有所帮助。
如我们所见，发现真相所必需的思想与行动的自由，是更为广阔的政治或公民自由理念的一个先导，一个显然容易散布的模因。它远比狂热更具有传染性，谢天谢地。真相已广为流传，再也藏不回去。愚民政策从长期看没有取胜的可能。你很难消除教育对人们的影响。随着通信技术让领袖们对其人民屏蔽外部信息变得越来越困难，随着二十一世纪的经济现实让教育是任何父母在孩子身上所能做的最重要投资这一事实变得越来越清楚，自由闸门将在全世界各地打开，伴随着骚动的效果。
流行文化的所有糟粕，堆积在自由社会各角落里的所有渣滓，将连同现代教育、妇女平等权利、更好的医疗服务、工人权利、民主观念和对别种文化的开放性等等珍宝，一起泛滥于这些相对原始的地区。正如前苏联的经历再清楚不过地显示的，资本主义和高科技的最糟糕的那些特性，是这场模因种群爆炸中表现最健壮的复制子之一，因而存在着大量仇外情绪、卢德主义（Luddism）和守旧的原教旨主义的“清洁”诱惑滋长的沃土。
正如贾瑞德戴蒙德（JaredDiamond）在《枪炮、细菌和钢铁》（1997）中说明的，是欧洲人携带的细菌把西半球人口带到了灭绝边缘，因为那里的人们缺乏让他们对这些细菌产生耐受力的历史。在下一个世纪中，将是我们的模因，既像补药又像毒药，将肆虐整个尚未准备好的世界。不能假定其他人也拥有我们对过度自由的耐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