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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也能在一个文化进化理论家的漫讽（有时我必须承认，这是自我漫讽）中看到，他们相当于是在说：“我的模因让我这么做！”——说得好像模因（比如微积分或量子力学的模因）能在它们的人类宿主中做它们的工作，而无需这些人类做任何思考。模因依赖人类大脑作为其栖居之地；人的肾或肺做不了替代场所，因为模因依赖它们宿主的思考能力。卷入思考过程，是一个模因完成工作程序并接受自然选择考验的方式，就像遵照其蛋白质配方并在世界中得出结果，是基因接受考验的方式一样。如果模因是思考的工具（而许多最好的模因正是如此），它们必须通过展现其表现型效果而得到运用。你仍必须思考。
确实，一个好的达尔文思考模型看上去不会像传统模型。我们的确需要替换老旧而糟糕的笛卡尔模型：一个非机械的中央思想体（rescogitans），真正的思想之物，做着严肃的精神工作。笛卡尔剧场——那个想象中位于大脑中央的场所，意识（和思想）所需的“所有东西都汇聚到那里”——必须被拆除，全部思想工作必须被分配给更不奇妙的代理。在下一章，我们将更仔细地看看如下事实所引出的细节：我们的思考任务被外包给了半独立且相互竞争的神经分包商，但思考工作仍必须要完成，而无论思考在何处完成，人们做事情的理由是他们自己的理由。
所以这不是模因与理由对立的情况。这甚至不是模因与好理由对立的情况。提及由思考着的主体所提出的理由以图说明一件或另一件事情的解释，并未被靠谱的达尔文方法所排除。远非如此。基于理由的立场中唯一与模因学（memetics）抵触的，是这样一个几乎不自洽的立场：假设理由根本无需生物学上的支持，不知何故便会存在，吊在某个笛卡尔天钩上。
一篇恶搞文可揭示该谬论：“波音公司的人有个可笑的误解，以为他们是根据可靠的科学和工程原理琢磨出他们的飞机设计的，并严格证明了这些设计正是它们应该的那样，而实际上，模因学向我们显示，所有这些设计元素只不过是在飞机制造者所属社会群体中得以幸存和传播的模因而已。”当然，这些模因确实在那些圈子里表现良好，但这并未与从适当计划、适当组织、适当实施的合理研究开发方面出发的良好的旧式解释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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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
为何有人会不这么认为？除了某些冒牌达尔文主义者时而会发生的混淆，还有漫讽之外，还有个更有趣的理由。冒牌模因主义者有时好像否认思考的任何角色，因为他们时而模仿通常被种群遗传学家（populationgeneticists）所采用的视角，后者故意忽略表现型的实际作用，而正是这些表现型的差异化繁殖成功度决定了被研究的基因的命运。种群遗传学家倾向于完全避免谈论身体、结构和真实世界中的事件——无论如何这些事件构成了自然选择，而仅仅谈论某个假设改变对基因池（genepool）产生的效果。
就好像狮子和羚羊并不真正过日子，而只是要么生育要么不生育，取决于它们身体的适应性得分。想象一场网球比赛，其中参赛者成对地脱个精光并接受运动医生和教练的仔细检查，由他们投票决定每对选手中哪个进入下一轮，直至决出冠军。种群遗传学家会赞赏这种奇怪做法的要点，但也会承认，因为判断标准应该是基于杂乱混战的真实竞赛的，最好让选手上场动手，并让他们的实际竞赛决定胜负。但他们仍会坚持，你不是必须要观看。这里有一个对此标准原理的表达：
只要邻近机制导致了可继承的变异，适应器便可因自然选择而进化。在一种意义上，特定的邻近机制并不重要。如果我们在果蝇中选择长翅膀并得到长翅膀，谁会在乎特定发育路径？如果脑包虫（brainworm）已进化得可以为群体最终进入牛的肝脏而牺牲其生命，谁会在乎当它藏身进蚂蚁大脑时，它的（如果它有）想法和感觉如何？（索布尔（Sober）和威尔逊，1998，p。193）
类似的，大脑中模因之间的争斗可以被忽略（毕竟，它是那么凌乱而复杂），我们可以退后一步并仅仅列表一览最终的赢家与输家，但我们绝不能忘记，竞赛确实发生着。思考发生着，而且思考如何发生影响着哪些模因表现良好。
进化的达尔文算法是介质中性的。它们无关蛋白质，无关DNA，甚至无关碳基生命，它们是关于伴随变异的差异复制的，无论那发生于何处、在何种介质中。这一点在我们转向道德性（morality）的进化——如我们即将做的——时显得尤其重要。为领会这一中性，考虑一个有关另一个人类独有创造物——音乐——的幻想。我们智人成员非常可能拥有某个与音乐有关的遗传禀赋。但无论这是否可能，让我们为思想实验起见而假设如此。让我们假设，我们对音乐的热爱，我们对音乐的反应，我们的音乐才能，等等，部分的是某种经遗传传递的设计特性的产物。让我再假设，这将我们与智能“火星人”（某种非人类，但文化上老练且善于沟通的物种）区分开来，后者在遗传天分上完全缺乏喜爱音乐的人类怪癖。
一个火星人组成的研究团队造访我们的星球。他们中的一位在智识层面上对地球音乐产生了兴趣，并努力将一个人类音乐热爱者的全部辨别力、偏好和习惯等等，吸收进他自己的知觉能力和癖性中。一个普通人类不需要做这些工作，他实际上是天生的音乐热爱者，而对于想象中的火星人，音乐确切无疑是一种后天获得的品味。但假设该火星人凭借勤奋学习和自我训练确实获得了它。现在抛开该火星人是否真的“以人类的方式”赏识音乐这个（根本就是无聊的）问题，转而考虑更有趣的问题：是什么模式区分了伟大音乐和好音乐和勉强过得去的音乐以及糟糕透顶的音乐。
比如，该火星人若要成为一个出色的音乐评论家，将不得不去领会的模式是什么？这些将是达尔文主义音乐理论家最渴望去发现的模式——肯定与曲折的智人遗传历史深深纠缠在一起，但可以被独立描述。假设我们的火星人先驱将地球音乐带回火星，其他火星人喜欢上了这一外来的新消遣，并追随他们先驱的引领，勤勉地向自己灌输必需的（但由文化携带的）态度和性情。当他们演奏、享受、批评莫扎特的作品时，对其性情来源的解释将是文化方面的，而不是遗传方面的，但那又如何？
第27节，
某人到底是个“自然的”（经遗传设计的）音乐家还是个“人造的”（经文化设计的）音乐家，（从某些重要的观点看）真的不重要。让这成为莫扎特音乐，或巴洛克音乐，或地球音乐的有关关系、结构、模式的问题，将是介质中性的。而且，如果（这似乎很可能）火星人流行榜包括一些在地球上从未有人问津的作品，那么对导致火星人与地球人品味差异的反应差别的解释，对其遗传或文化起源将是中性的。如果火星人根本无法获得这些品味，那他们将永远不会展现出能保持该现象的偏好或习惯模式，他们长的是迟钝的耳朵，音乐与他们无缘。
但如果他们能够获得音乐品味，那怎么获得的其实并不重要：在其发育过程中天性与教养的力量的叠加，可以通过许多不同路径——都是达尔文的——而达到相同的总合效果。这个科幻小说般的思想实验，提醒我们记住一个关于人类音乐家直接差异的重要真相。在那些拥有“先天”音乐才华，和那些必须通过反复灌输而将大堆理论内化的音乐家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然而，宣称只有前者才是真正音乐家，只有前者才是在真正演奏音乐，是某种近乎于种族主义的做法。我猜，最终我们将能够识别出“导致”音乐天才的基因，但音乐理论是也应该是中立于这些基因的。●米●花●书●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