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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的老八路，时称东北*联军。他们身穿破旧的军装，扛着简陋的武器，在城墙上书写“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拥护人民领袖毛泽东”等标语，百姓热情欢迎这支抗战八年、劳苦功高的部队。当然也有人怀疑，这就是抗击日寇的主力吗？
东北*联军的主要任务是扩建队伍，欢迎一切爱国青年参军，为日后抗击国民党准备力量。我读过*散发的小册子《纪念孙中山，评论蒋介石》，开始知道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在沈阳开过各界代表会，但鉴于美苏签定的雅尔塔协议，终于主动撤出这座城市，由国民党军队从苏军手里接管。
1945年底，我结束失学的命运，进入辽宁补习学校初中三年级。因报名迟了，未通过考试，由于该校校长急于招聘我姐为英语教师，在录取的榜示中增添了我的名字。
接收沈阳的是国军新一军、新六军、五十二军等美式机械化部队，一部分还是空运来的，主要由大后方的学生兵所组成。军容整齐，军纪严明，文化层次较高。接着飞来了国民党的接受大员，普通市民对国民党政府曾寄予厚望。我曾如饥如渴地读孙中山的《三*义》，其中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及其明白晓畅的文字和严密的逻辑性征服了我。我觉得孙中山无愧为中华民族的精英和先行者。我也读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觉得“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提法似乎与孙中山的主张背道而驰。进入沈阳二中后，我参加了沈阳市的《学生周报》社，多次投稿，并在班级的墙报上发表短诗《希望》。每天清晨我和小伙伴张良玺、曹伟刚等一起，走很远的路去上学，一路上谈天说地，对祖国的未来满怀向往。中午不回家，到食摊上买一碗豆腐脑和十个玉米饼作午餐；然后就到小河沿公园嬉戏，十几个孩子充作同盟国，十几个孩子扮演联合国，用土块互相追逐，胜利者自封为麦克阿瑟将军。放学后又到基督教青年会听课，老田头的几何、马福江的英语和王诚德的化学都讲得极精彩，回家时已是万家灯火。
1946年的东北战场，国军还占有优势，从沈阳一直打到四平、长春、吉林，占领了南满大部分城市和铁路线，直抵松花江南岸。《中央日报》叫喊“国军以武力接收东北”，接收大员迅速腐化，物价飞涨，丧失民心。而*则深入农村，实行土地改革，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到1947年就扭转了战场形势，转入反攻。课堂上，有人用岳飞《满江红》词牌填了新词：
东北光复，盼来了接受大员，乘飞机直抵长春，东北沦陷十四年。苦了人民三千万，不如地狱的囚徒们真可怜。哪知道这批官，不爱政治只爱钱，到北平购买洋服料，住洋楼，吃大餐，姨太太编成了班。这种作风如果不改变，快滚蛋！
那年，蒋介石曾飞到沈阳抚慰东北父老，在市府广场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并发表演说。我怀着好奇的心情挤在学生队伍中，却一句也没有听懂。我们的校长刘文翰是北师大经济系高材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曾请比利时一位女士到学校讲学，他任口译，还组织同学们进行演讲比赛。他的渊博学识、*作风和不同凡响的口才，都给我留下良好印象。他对l947年国民政府的改组仍寄予幻想，认为张群内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革新国民党的弊政。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扭转人民解放军在东北的优势，*发动的五次攻势解放了许多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共产党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力量？百姓们悄悄议论着，中学生们也在议论着，教《公民》课的青年远征军转业军官也在黑板上画内战形势图，谈论中国的未来。
1947年我初中毕业，在班上名列第一，考入东北中山中学。这是1934年在北平建立的一所国立中学，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由北平迁往南京，继经湖南、广西人川，在威远静宁寺办学8年，抗日胜利后迁回沈阳。学校占地宽广，图书和仪器丰富，师资力量很强，极难考上，三干多名考生只录取二百名左右。这是一所开放的学校，各种思想互相撞击。我除了学好功课，还读了许多期刊，如《观察》、《时与潮》、《读书与出版》、《太平洋》等。《太平洋》是清华大学在校生耿守铨主编的一个大型综合期刊，刊载各种不同倾向的作品，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所批判。记得小说《三部曲》批判了农村过火的阶级斗争，《滋长在黄泥路上》歌颂抗日根据地欣欣向荣，《共产党对世界和平所持的态度》则阐明阶级斗争学说与世界持久和平的矛盾。它的《发刊词》写道：
谁能阻挡黄河的万里奔流？
谁能阻挡住年轻人前进的力量？
谁能阻挡住《太平洋》月刊无穷的发展？
哥萨克的骑兵忠于顽固的俄皇，
第三组的密探专为对付革命党。
烈士长眠黄花冈，
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谁是最后的胜利者，
历史自有公平的判断！
当时中山中学激进的同学创办了“9&；#8226；19”社，出版诗与画刊，鞭挞丑恶的社会现实。焦金章同学曾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是灯塔》的词和曲，说这是*的党歌，我唱起来觉得奔腾激越，很有鼓动性。但我那时的主导思想是首先要完善自己，考入一所理想的大学，受到理想的教育，将来作一名科学家、工程师、医生或作家。我在每本教科书的扉页上都写着：“北大、清华、南开的大门对你是开着的，只看你是否努力！”
这年秋天，国统区进行“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的选举，标榜所谓“还政于民”。街头行驶着竞选的卡车，车上敲锣打鼓，奏着音乐，车厢上贴着彩色纸，上书“请投张洪学先生一票”，“请选潘香凝女士为国大代表”，“请选周慕文先生为立法委员”等。鼓噪得最起劲的大多是国民党员。有一位中山中学毕业的校友也到学校发表竞选演说。呼吁大家投他一票。我当时不满十八岁，尚无选举权，只有看热闹的份儿。我姐自姐夫1946年病逝，不甘寂寞，辞去公职，也报名参加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竞选。她不是国民党员，无人为她张罗，自然得票甚少，竞选失败。国民党员潘香凝获上万张票，我姐只得两百多票。更离奇的是在竞选期中，竟有一个票贩子来我家，说他可以买到几百张选票，一张付多少钱，那是个很吓人的数字，我姐婉拒，说她不是志在必得，仅是作一次尝试，也无力出钱购买。这件事深深伤害了我那颗对选举怀着圣洁感情的稚嫩的心，感到政治的虚伪。国民党的*选举实在是一出装璜门面的滑稽戏。
那时。我对祖国深感失望。盼望了多少年的祖国光复，并未使国家真正进入四强的行列。正如《时与潮》的社评所说，在国际舞台上，美、苏是兴风作浪的国家，英、法是推波助澜的国家，中国仅是随波逐流的国家。由于内战爆发并愈演愈烈，中国失掉了千载难逢的和平建国的机遇，国民党政府发布了“戡乱建国总动员令”，不仅宣布*非法，*同盟也非法，中间路线和第三条道路都走不通，作为青年学生将何去何从呢？
我本属“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一类学生，此时也很关心天下大事和内战终局。知友焦金章曾说：“你文笔很好，似乎更适合读文科，将来做民众喉舌。”但当时对国共孰胜孰败的形势尚未看清楚，认为中国很可能出现新的南北朝格局，*占领东北和华北，国民政府盘踞华中与华南。
1947年冬，沈阳被东北*联军包围，陈诚代替熊式辉和杜聿明，面临更为严峻的局面。百姓说：“陈诚真不善（不简单之意），火车南站通北站。”很快卫立煌又代替陈诚。舅舅苏炳文在东北剿总任总参议，他说：“国民党在东北是死马当活马医，眼看就站不住脚了。”
在沈阳的几所国立学校，包括东北大学、长春大学、长白师院和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纷纷包机迁往北平。那时，沈阳已成孤城，物价飞涨，高粱米卖流通券几万元一斤。飞离沈阳似逃出苦海，中山中学的公费生第一批飞锦州转天津再到北平。焦金章从北平写信赋诗云：“流浪到天津，夜半玄武门，风吹背脊冷，游子故园心”。数千流亡学生示威*，要求华北当局给予关怀照顾，遭到当局*，爆发了“七五”事件。
我的远房表哥陈造兴在沈阳市师资训练所接受培训，拟投考国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