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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管家窝的小路走上公路，搭乘一台社员的拖拉机，到水电站下车后，我俩继续沿着到大坪山的公路步行。我还是第一次来到这寂无人影的空旷的山野。山形阴森险峻，公路蜿蜒起伏，右前方的山顶上似有一座小城，听说叫四方城，内有文物古迹。我俩的心情都很轻松，十年前我们同住山谷庄曾为芳邻，当时划屋为牢，牢门深锁。一步不得跨越，如今走出困境，尽情享受清新的空气和淡淡的阳光，自由真好。他说：“你知道吗，自从小平决定恢复高考，知青纷纷回城，有了真正有为的广阔天地，我们也该与苦难告别了！”
我们走到一块较平缓的草地，在阳光下一边挥镰割草，一边唱歌。我选择了苏联的一首名曲《遥远》：“在遥远的地方／在森林的那边／你和从前一样／时刻怀念着我／你每日每夜里／永远不断地盼望／盼望远方的友人／寄来珍贵的信息……”我那远方的挚友啊，你可知道我正在这山沟里，比任何时候更憧憬一个自由的美好的世界？
6月2日，茶场在13队的大坝子召开宣判大会。由芦山县法院公开宣判，几十个犯人被提前释放，其中包括13队的潘成锡、王祖锡、王景文和我。裁定书上写道：“该犯在劳改期中能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思想，成绩突出，特裁定予以提前释放，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另一批人被减刑。这大概是近十年来被宽大处理最多的一次。其时，我距满刑只差两个月零六天。我曾读过两次大学，都未毕业，如果劳改场所也是一所特殊的大学，我读了近二十年，专科、本科、研究生、博士后都读了几次，终于毕业了。
85最后的等待
就业后每月工资28元，除去伙食l0．5元，所剩无几。当我第一次领到一个半月的工资，自我感觉像个富翁。我第一次赶场时仍穿着劳改服，到县城唯一的一家百货商店买了一套中山装，到新华书店买了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英文版各一册和一个笔记本，算是新生活的一点纪念。从名义上说，我总算脱掉了犯人皮，称得上“半截弯刀”了。
“半截弯刀”仍生活在劳改队内，摘掉帽子仍属二等公民，距离普通公民还有着漫长而遥远的路程，还需要旷日持久的争取和等待。身边的舒工程师就业十几年了，仍未能走出苗溪，有人一直到老死，仍生活在这个圈内。
当然，如果退一步想，没有打发我到荒凉而寒冷的金沙区就业，已经是皇恩浩荡了。到茶科所，我非科班出身，对茶叶生产一无所知；到苗溪子弟校一是需要人推荐，二是以贱民的身份去教育干部子女，对校长的诘问要起立恭谨作答，处境尴尬。倒不如留在13队熟人熟事熟地方，继续当我的大墙内记者，也该知足了。
获释后的第五天，就业组的侯老头和高老头走进监房，把我的行李搬到风干房旁边一间小木屋内。
在这人生转折的又一个十字路口，我给当年报社的好友王潮清、王尔碑等写信。他们经常在报纸上发表诗作，似还保持着生活的激情，他们都很快复了信。潮清写道：“你长期在底层生活，不同的际遇无疑带给你丰富的人生体验和精神财富，你很好地利用它，将来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我的试探得到了一定的回应，看得出他们并没有忘记或抛弃我。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可能提出回到报社，他们也无法帮助我走出大墙，路还要自己走。
全国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给大墙里有头脑的人以巨大激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多少年没有听到过这样激动人心的表述。全党如果认同了这一理念，那么，“左”的路线、方针、政策，从内政到外交势必都要改弦更张，思想解放将成为中国的头等大事。大气候正处于转变的前夜。党的十一大召开，也给了我许多思考。尽管十一大还是由华国锋主持，他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要建设十个鞍钢、十个大庆、十个大港，后来被称为“洋跃进”。目标倒是十分宏大，但面对一个民穷财尽，满目疮夷的中国，哪来那么多银子呢！在*所作的简短闭幕词中，提出全面地准确地贯彻毛泽东思想，似乎巧妙地否定了“两个凡是”，对时代走向作了另一种理解。l3队就业人员和犯人就此组织学习和考试。舒衍琼、余大周和我都得了一百分。二舍房的唐干事委托我为犯人评券。各人获得的分数在板报上发表。
这时，机砖厂的王干事调来l3队任管教。他待人比较宽和，来队后的第一件事是按照上面的布置，统计就业人员和犯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情况，包括所学何种专业，何时入学，何时毕业或肄业，登记甚详，似乎是为这些人技术归队作准备。正在好转的大气候鼓舞了我的参与意识，当即写了一篇关于《大胆挖掘各种人才》的文章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投寄《人民日报》。听说李莎从水电站调到茶场，在胡风住过的磨房沟小院里养鸡喂兔，我抽空去拜访了他。他的住房里堆满了书籍、饲料和杂物，显得相当杂乱，人也显得疲惫，但鸡和兔都长得很好。李莎把刚写好的有关防治鸡瘟兔病的几篇文章交给我，希望我在文字上帮助修饰一下，然后抄好寄给专业刊物。一个就业人员在公开期刊上发表文章，也是引起社会重视的一个方法。李莎对我们这些人的前景仍不乐观，“只有走一步看一步吧！”
一天夜里，我和几个职工奉命到芦山大桥附近去捉逃犯，回队天快亮了，小木屋房门紧闭，从里面上了门闩。我不想把高老头唤醒，便到炊事组小憩，炊事组长潘正锡已起身。潘与我是熟人，他提前释放的材料也是我整理的，他悄悄和我谈起当时的芦山县委书记沈思俊，说：“沈书记脑子灵光，跟形势跟得紧，懂政策，是个肯帮忙的人。如今，知识分子又吃香了，你不妨给他写封信，也许能得到帮助，这也是他的政绩嘛！”
我觉得这可能是走出大墙的一个契机，不妨一试，遂给沈思俊写了一封自荐信，简要叙述了自己的历史以及提前释放的喜悦，并说自己的英语有一定基础，自信教中学英语不成问题，在目前英语师资缺乏的情况下，或许能为芦山教育事业出一分力，我希望能够有为人民效力的机会。
我不知这条路是否走得通，颇有度日如年之感。苗溪这个大门真是易进不易出，心情焦灼，烦躁而又麻木，莫非真要在这里呆一辈子吗？
10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正在地里挖土，队部派人来找我，说有急事。我赶回队部办公室，见周指导员和黄干事陪着三位陌生的客人，一男二女，几个人都笑嘻嘻的。周指导员介绍说：“这是芦山中学的周校长，这是两位英语教师，到这里来看望你，想了解你的一些情况。”我说：“我在解放前学过一点英语，解放后在川大改学俄语，水平都不高，基本上靠自学。投入改造后，在动力厂常读英文版的《苏联文学》，试译过其中一些小说。到苗溪后买了一整套英文版《毛选》和单行本，读过若干遍，这样使自己的外语知识得到了巩固，我还对照《语录》的英、俄、法译本，对他们的词汇和语法进行了一些比较，觉得它们之间不乏共同点。”周校长说：“在这种条件下，你能坚持自学．不断巩固和加深外语知识，真可说是一个奇迹。”黄干事还说我在队上一直保持知识分子的气质，一面劳动，一面学习，不随俗，不苟且，希望有一天能学有所用。两位女教师向我介绍了当时中学英语教学的情l况，态度很友善，并嘱我当场写一份英文自传，我很快写好。
其后沈书记在很短时间内派人专门到大墙内考察，说明县委对人才的重视，使我对前景树立了信心。新犯顾家模送给我一本英汉词典，蒙适礼不知从哪里找来一部英语小说，封面已经残破，也送给了我。星期六的晚上，我常放弃到场部看电影，躲在小木屋里阅读，作笔记，整理诗稿．似乎又回到当报人的时光。
86春天真的来了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喜讯终于传到山乡。那天，我们在改田工地上挥汗如雨，但大家仍专注地聆听会议公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已作重大调整，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已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正式为彭德怀、陶铸的冤案*，*也宣告*，这回大概是动真格的了！虽然主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