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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邻居张洪礼说了一句：“过年了，过年了，我要一份东坡肘子！”令人哑然失笑。
“玉米馍馍都吃不到口，还东坡肘子呢！”
“再来一份锅巴肉片，一份蒜泥白肉，还有糖醋鱼……这都是家常菜嘛，又不是什么山珍海味。”的确，在和平的年代里，作为一个普通百姓的餐桌上拥有这几样家常菜，并不过份，但对我们来说，真是可望而不可及呀，我们离平民百姓的生活已经很遥远了！
张洪礼宣泄了自己的愤懑之后，意味深长地说：“我可能走不出这里，但我死而无怨，我仍是个堂堂正正的汉子，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做过的事我绝不抵赖和反悔，也绝不乱咬别人，从没有出卖过、背叛过谁。你们大概还有机会出去，希望所有能出去的人都好好生活，有所奉献，将来多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也永远不要忘记这苦难的日子。”
“我们的小屋如此糟糕，一股霉腐气和尿臊气，终日不见一缕阳光，木工却把门漆得很漂亮。”有人发表感想。
“外面操漂亮，家里吃浆浆，这大概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形象。”有人附和。
这是一个饥肠辘辘的除夕夜，抗议的声音与内心的隐秘交织在一起，每个人都想宣泄点什么，以一吐胸中块垒，大概总会寻找到一个突破口。而今夜，即使你把喉咙喊破，也不会有人理你，干部们在自己的家里围炉团年，绝不会到这个角落里管闲事。
等大家宣泄殆尽，入也没有了力气，有人终于睡着了。大概十二点过，忽然响起“打饭”的声音，是张树成来送面条，一人一瓢，然后还有一小瓢臊子。据说是锅灶烂了，鬼才相信！
第二天下午，又是李盛照发表新闻公报，说自己的命运实在不好，昨夜那臊子全部舀到地上去了。吃了大亏。
“你落到这步田地才吃了大亏，那点肉臊子还值得计较吗？”
这是我在近四年小监生活中度过的最后一个除夕之夜。后来。李盛照、费宇鸣、刘忱和我等几个右派，先后在70年代末获得*，大概终生都不会忘记那个夜晚。
67志愿军战俘
我在山谷庄和豆豆溪的小监度过四个冬天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一天夜里，朱庆丰干事找我个别谈话，声称：“对张洪礼敌后指挥部一案已经审结，证实你与该案无关，在大是大非面前，你的表现是好的，无愧于党的教育……”1971年7月，我终于走出小监，到陌生的蔬菜组参加集体劳动。
这时“*”已历时5年，初期的狂热逐渐退潮，特别是9月13日*自我爆炸后，许多人开始猛省。这一年联合国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地位，阶级斗争形势趋向缓和，劳改队内的管制也有所松动。我也注意韬光养晦，埋头劳动，言行低调，与各种人和睦相处，不显山，不露水，度过了比较平静的两年。
蔬菜组有一项劳动是用牛车转粪，即把经过封闭式大粪池发酵的人粪尿，用牛车运到队部附近各处菜地的粪坑中。这种经过发酵处理的肥料气味奇臭而效果特好，每周要用两整天时间拉粪转粪，这项活路分配给李先德和我承担。
李先德比我年长，身体结实，劳动踏实，有时却自言自语或无言地傻笑着，被称为李疯子，其实头脑相当清醒，处久了，我才知道他曾是志愿军战士，50年代初还是最可爱的人呢！
老李出身贫农，旧社会被估拉壮丁，成为国民党军一名士兵，起义后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通过诉苦教育，他认识到解放军是穷人的队伍，为人民的利益打仗，感到非常快乐。抱着保家卫国、解放朝鲜人民的理念，他“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冬季酷寒，运输困难，“一口雪，一口炒面”也不以为苦，在行军作战中吃苦耐劳，勇敢顽强。但在一次战役中，因指挥机关的失误，他所属的六十二军一部陷入重围，整个团无法脱身，各级指战员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被俘，遣送到海上的济州岛。李先德在拉粪的间隙中，断断续续地谈到当时鲜为人知的战俘生活。
当他们被集体押上兵舰渡海时，认为自己不日会被杀害，情绪低沉，内心惶恐，个个默默无言。登上济州岛后，他们被编入不同的战俘营，物资供应困难。战俘营的美国长官宣称他们按照日内瓦公约中有关战俘的条款给予人道主义的待遇，并警告他们不要进行政治活动。但战友们同仇敌忾，很快觉醒起来，在地下党、团支部的带领下，展开了求生存、争自由、争*的正义斗争。他们每天高唱《志愿军战歌》、《团结就是力量》、《全世界人民心一条》、《金日成将军之歌》等歌曲，还自制道具，演出《白毛女》、《刘胡兰》、《赤叶河》等歌剧，激励革命斗志。整个战俘营里，情绪热烈，革命教育搞得热火朝天，完全是共产党的天下，战俘还选出代表和管理当局谈判，甚至把美军的猪头司令关进了战俘营，大家的心都向往新中国。后来，台湾派来大批特务，对战俘们进行反动教育，分化瓦解，并派牧9币到战俘营祷告，叫人们在上帝面前忏悔，还送来台港报刊，包括《中央日报》、《新闻天地》等。大批特务强迫战俘们喊“*抗俄”、“蒋委员长万岁”等口号。对他们说，一旦当了俘虏，共产党就视他们为祖国的叛徒，有罪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再不可能得到信任和倚重，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侥幸活着也是形同行尸走肉，并强迫他们在手臂刺上“效忠*”等字样。在这样的强制和高压下，战俘营成了黑暗世界和人间地狱。
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给战俘们带来新的希望，在捷克、波兰、印度等中立国家的监督下开展了志愿军战俘的遣返工作。在中国代表进行说服动员后，由战俘们对自己的走向作出独立的选择。大部分战俘心怀疑惧，选择了台湾，坚定的党团员一心回归祖国，毅然选择大陆。李先德虽非党团员，却是贫农出身，思家心切，深信自己是党的基本群众，满噙热泪选择回到祖国大陆，像久别双亲的孤儿在受尽委屈和*之后，一头扑进了母亲的怀抱。
当运载他们的列车驶过鸭绿江大桥时，许多人悲喜交集，他们都换上了精心保存的军装，胡须刮得干干净净，体面地出现在亲人的面前。集中的地点是辽宁省昌图县一个普通的村庄，工作人员与他们热情握手，安排他们住下，伙食开得很好，还召开了“欢迎志愿军被俘人员回国”的大会。工作人员纷纷说：“你们吃苦了，受委屈了，祖国关心你们，对你们进行衷心的慰问。”大家满怀感激与期盼，接着学习革命先烈在敌人面前英勇就义的事例，学习他们铁骨铮铮的勇敢精神和高尚气节，并结合自己在战俘营中的表现，进行对比、检查和批判。“你们在敌人的战俘营里生活了一段时期，你们的思想活动怎样，表现如何，有没有对不起祖国人民的言行，今天应在母亲面前毫无保留地交待，以取得母亲的理解和宽恕。”然后回归者用较长时间互相揭发检举，上纲上线。这样一检查不得了，在那种特殊条件下，特别是国民党特务威逼挟持期间，不少入作过错误的发言或表态，喊过反动口号，有过背叛组织的事例，在手臂或背上刻过反动文字。血泪斑斑的日子变成痛苦的回忆，满怀热望变成对自己的声讨，由自我贬损到痛切忏悔，弄得疑惧满怀，人人自危，在这样的忠诚老实运动中为自己挖掘了坟墓。
到最后处理阶段，战俘们被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身负重伤，从被俘到遣返一直住在医院里，与敌人没什么接触，这种人不予处分，安排适当工作；第二类有轻微过错，如在某次*上随大流喊过反动口号，或作过错误表态，被开除出党，取消团籍和各种荣誉称号，留部队继续察看；第三类有较严重的错误，如身上被刻字，思想一度动摇，敌我界限模糊，一律被开除党籍，遣送回家；第四类涉嫌投敌叛国，给予刑事处分。
李先德受到开除军籍的处分，从此再没有资格穿军装戴八一帽徽。可叹他走出国门时是一名威武的军人，而回到巴山蜀水时已是一个背负十字架的可疑人物。那时他还年青，觉得当平民百姓也无所谓，自己本是学徒出身，什么苦没吃过，什么罪没受过，什么活没干过。最令他大惑不解的是，他上户口都成了问题，一度丧失了劳动的权利。任何一个单位，包括居民委员会的生产组都不肯收留他。这究竟是为什么？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确实�